第三章:教会的历史(5)

Ⅲ、公元三世纪时期

随着教会在数量和地理范围上的扩展,与世俗社会的联系也与日俱增。这些联系带来了新的问题,或使旧的问题更加紧迫:基督徒如何看待更广阔世界中的政治秩序、学识、科学和文化?这些事物是应该被视为在基督初临前的预备,并是为福音提供的一些接触和切入点(如《罗马书》13和《使徒行传》17:22-34所暗指的)呢?又或应视他们为邪恶和属恶魔(如《启示录》13中所暗指的)的呢?基督徒可以担任政治职务或服兵役吗?基督徒面对迫害又应如何应对呢?

当然,不同的基督徒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各不相同。一些异端或裂教的教派最终以最负面和最严厉的方式回应了这些问题。例如,在面对迫害的问题上,教会最终采取的主流立场是——若处在迫害中,尽管基督徒不应放弃信仰,但他们也不应以牙还牙,并可以逃避迫害。相比之下,孟他努派(Montanists)则禁止逃避迫害。公元三世纪的诺洼天派(Novatianists)以及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时的多纳图派(Donatists)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一种类似于孟他努派(Montanists)的观点。这些团体倾向于禁止任何对迫害应对软弱的人担任教会职务。他们也倾向于否认这些已经在职的神职人员的圣礼服侍的有效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教会主流立场则是,教会职位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功过,面对迫害时的软弱是可以获得宽恕的。

当罗马帝国在官方上仍然是异教国家时,教会倾向于禁止或至少不鼓励其成员担任其世俗职务或在军队服役。该禁止的原因主要在于宗教方面的:罗马帝国的官员和士兵经常不得不向异教的神灵或被神化的皇帝又或罗马的城市献祭。然而,在原则上,一些教父们,如殉道者犹斯丁(Justin Martyr)和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通过如下发言奠定了一个对希腊——罗马(GrecoRoman)文化进行积极评估并进行合作的基础:不论如何彰显,圣灵都是一切美善的创造者,上帝的道始终如撒种一般遍布全地(the Holy Spirit was the author of all that was good wherever it occurred and that the Word of God had scattered seeds everywhere and always.)根据这一观点,希腊——罗马(GrecoRoman)思想和文化原则上是可以“受洗”并接受基督教化的,从而成为新的文化和宗教综合体的一部分。

公元三世纪期间,为了应对异端的挑战,教会开始在一些神学问题上发展她的教义,特别是关于三位一体。这些发展为随后几个世纪的大公会议奠定了基础。

到这一时期,几个重要的基督教中心已经发展了起来。埃及的亚历山大有一个重要的亚历山大学派(catechetical school)(catechumen=初学者,即准备接受洗礼的人),就曾培养出奥利金(Origen)和圣革利免(St.Clement)。这一学派倾向于神学上的思辨和对圣经进行象征的意义(allegorical)的解释。北非则培养出了特土良(Tertullian)和迦太基的居普良(Cyprian of Carthage)。罗马和叙利亚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神学家。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一种可能已持续几个世纪的趋势:希腊和东方的神学倾向于思辨、抽象和哲理;拉丁和西方神学则倾向于实用、具体和组织化。一个典型的东方问题是:如果基督具备两种性,即人性和神性,那么祂是否也有两种意志?一个典型的西方问题是:一个败坏的主教是否能有效地进行祝圣或主持圣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