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安立甘公教会相信圣经绝对或完全的灵感。也就是说，圣经中的每一个音节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并且将会教导教会的信息。然而一些特殊的书卷或文本如何教导，以及所教导的事项是有争议性的。圣经的解释首先并决定性地取决于整个历代教会，所以传统是圣经意义的最好引导。
此外，整个教会保证所有正典圣经是同样具有默示的特征，以致于个人关于人类权威或价值的判断并不是非常重要。正典文本之所以是正典文本，是被教会本身所确保，无论谁产生文本，并且不管他或他们如此行。越过这些一般的声明，安立甘公教在他们的圣经研究和解释上相对自由。历史中的安立甘教会，以及如今的安立甘公教会，并不将他们的成员或者学者与任何单一的圣灵灵感或解释理论捆绑一起。但是负有责任地自由进行。安立甘圣经学者对整个教会负责，并且最终他们的工作取决于是否忠于教会的信仰和教义。
有许多理论关注在上帝默示圣经的方法。这些理论的范围从上帝直接使圣经作者写出圣经文本，以致圣经作者真的就只是圣灵的书记员，到上帝的做工使一种全然自然的方式，使在他的子民的历史中，并且因此许可自然的能力，兴趣，教会的需要，以及作者要写下的正是当时看为的圣经。 灵感的观念几乎完全作为超自然的过程与几乎完全自然的过程之间，还有种种中间理论，这些理论总有一点涉及直接的神圣控制写作过程。
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灵感理论足以解释所有种类繁多的圣经。在某些情况下，上帝启发圣经作者可能通过提供直接以及超自然的异象或灌输知识。在另一些情况下，上帝可能是通过异乎寻常的激动或鼓励，但完全是自然的，满有兴趣和充满能力的。有时，上帝的灵感可能通过指导选择或编辑已有的文本，其中有些文本甚至可能来自完全没有默示的资料。在另一些时候，上帝的灵感可能是通过他对人类历史的一般护理，或者是通过塑造一个更直接受启发的第一作者间接启发的第二作者。只要人们接受上帝相当有能力以任何或所有这些方式进行启发，而且上帝确实以足以发挥他的意志的方式完全启发了圣经的作者，更详细的解释可以留给个人意见。
解释与无误性
至于对这些灵感文本的解释，圣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圣经的所有意义都建立在字面意义上……” (《神学大全》, I.i.10)。所以，举例来说，如果经文说：’上帝伸出他大能的臂膀拯救他的子民’，就必须从’臂膀’的字面意义和大能的臂膀救人的字面例子出发。如果不了解这类词汇的直白字面意义，这段文字就会毫无意义，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字面意义的首要性并不要求人们相信上帝是一个有身体的臂膀的物质存在，也不要求人们相信他总是通过身体的干预来拯救他的子民。我们必须从字面意义出发，否则任何文本都可以有任何一个人想要的意思；但有时这种字面意义并不是最好的最终解释。例如，就上帝大能的手臂而言，’字面的形象意义’比’字面的文字意义’更好。
从教父时代开始，正统的圣经学生就知道，圣经中的文字有时有字面和形象的双重意义。一个传统的意义划分有四方面：字面和历史的；寓意的；比喻的或道德的；以及隐秘的或末世论的。例如，”耶路撒冷 “在圣经中可以指巴勒斯坦的城市（字面意思）；教会（寓言意思）；基督徒作为上帝纯洁神圣的子民（道德意思）；以及天堂（隐秘意思）。在任何情况下，这四个层次的意义都可能在起作用，或者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可能在起作用，而其他的则没有。然而，许多研究圣经的学生告诫说，不要进行过分形象化或寓意化的解释。例如，阿奎那又说，形象化的解释自身不应用来建立教义，在一个文本中形象化地传达的东西总是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按字面意思找到的。
至于《圣经》包括各种类型的文学和体裁。在任何给定的文本中，人们并不总是清楚自己所处理的文学类型。显然，比喻、诗歌、历史叙事、末日的异象和教导书信等，都需要不同的解释方法。由于不同的体裁必须有不同的解释，而且许多圣经文本必须有 “字面的形象化 “或隐喻的意义（再考虑一下 “神大能的手臂”），因此不清基要主义对圣经的解释方法是否有帮助，甚至是有意义。(‘基要主义’是指相信圣经的每一节经文都是无误的，不仅在其原始教义上，而且在科学和历史事实上也是无误的。)。例如，在基要主义者的意义上，说《所罗门之歌》及其所有的异域风情，在任何方面都是无误的，这意味着什么？
《圣经》是无误的，因为它是上帝默示的话语，它传达的是救赎的真理和上帝启发作者时所要表达的意思。上帝的目的很可能在圣经的不同部分有所不同。然而，无论上帝对某篇经文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肯定是无误地在经文中实现了。为了发现这个目的和上帝所要的救赎真理，解经者必须始终以教会的眼光来读经。如果没有教会和教会传统的引导而阅读，那么上帝默示某篇经文的目的就不一定能实现。 ACC认为，在极端的文字主义和自由浮动的寓意化两极之间，有一个保守的、非基要主义的意思。 我们既不应该把经文与事实分开，也不应该把事实推到超越必要教义的基础上。 我们不应该把故事推得太远；也不应该妄自判断故事是原始的。
教会之书
至于安立甘教会传统上坚持所有教理或基本教义都以圣经为基础。 在这一点上，安立甘传统可以说是坚持sola Scriptura，即唯独圣经，这是宗教改革的呼声。 但新教的教会机构几乎都是以一种不能成立的意义来理解sola scriptura。 圣经并不是脱离普遍教会的传统而存在的。 圣经是教会的书，教会是它权威的解释者。 教会在时间点上存在于《圣经》之前。 教会决定了许多争论不休的书卷中哪些是真正的圣经。 教会决定了对圣经内容的许多争论中，哪些解释是正确的。 而教会仍然向我们展示对圣经合宜的解释。 圣经掌握着传统的根基，因为发展中的书籍是与最早的教会一起和在最早的教会中开始形成的，但圣经从来没有脱离传统而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单独的圣经。
这些观点在伊丽莎白神学家理查德-胡克尔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胡克警告一种观念，就是圣经可以在不咨询传统的情况下阅读。正如极端的清教徒和再洗礼派提出的那样， “当他们和他们的《圣经》单独在一起时, 无论任何时候有什么奇怪的幻想进入他们的脑海, 他们的用途是认为是圣灵教他们的。” (Laws, 序言VIII. 7) 与传统隔绝的结果是 “关于我们救主的道成肉身、逝去灵魂的状态 “和三位一体，以及民事革命、道德上的艰巨性，实际上是人类头脑中所能想到的任何东西。 除了传统作为锚，圣经几乎可以支持任何事情。
当今基督教世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将个人意见高举于传统之上。 这种高举与现代个人主义和对一切权威的普遍怀疑十分吻合，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者的激进观点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了。 虽然对权威的滥用往往可以解释对权威的怀疑，但在全盘否定传统的地方，基督教是无法长久幸存的。
就圣经解释而言，教会通过传统和活泼的共识来指导解释。 信经和教义澄清和关注圣经的意义，特别是圣经叙事的意义。 故事性的叙事、历史、比喻和寓意，反过来既是信经的依据，也具有动态的开放性，这是信经和神学所无法单独具备的。 例如，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说明和教导了关于普遍义务和慈善的命题；但它也是动态的、不可穷尽的，而且永远不能完全归结为单纯的命题–简而言之，就是上帝的灵感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