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將是以禮儀為主題的幾篇文章中的第一篇。禮儀（liturgy）一詞的字面意思是「人民的工作」。在古希臘，它指的是為公共利益所做的奉獻。然而，在教會中，禮儀（liturgy）一詞指的是將我們塑造成基督身體的集體敬拜行為。
在美國的持續安立甘教會（Continuing Anglicans）的禮儀植根於1928年美國《公禱書》（BCP）。這本《公禱書》仍然是正統的象徵。然而，傳統安立甘教會從不認為1928年美國《公禱書》是禮儀的最後權威。盎格魯大公主義者們（Anglo-Catholics）利用《美國彌撒經本》和《安立甘彌撒經本》作為資源來擴充《公禱書》，並接受某些地方自然的歷史發展和改革。因此，說自己使用1928年美國《公禱書》，並意味著是《公禱書》原教旨主義者。
1928年美國《公禱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最後一本美國「公」禱書。 「公禱」不僅僅是會眾一起禱告的禮儀。「公禱」是教會的共同禮儀，表達了教會的共同信仰。1979年修訂的美國聖公會的《公禱書》從「公」禱轉向了「多元化」的祈禱。1979 年美國《公禱書》為特定會眾如何慶祝聖餐提供了十幾種選擇。每種方案都有其特定的神學重點——或缺乏某些特定的神學重點！這給安立甘宗的傳統帶來了新的東西。這本「多元化」的《公禱書》非但沒有通過共同的禮儀行動將教會團結為基督的身體，反而將教會分成了不同的派別。它畫了一個更大的圓圈，將所有人都包括在內，但卻沒有將所有人團結起來。
1979年美國《公禱書》有一個「骯髒」的小秘密，即它的「第一式」（Rite 1）在很多方面比嚴格的1928年《公禱書》的禮儀更接近傳統主義者實際的做法。但是，問題在於，這只不過是眾多的選擇之中的一個。它使正統成為一種禮儀的選擇，而不是禮儀的重點。我們不使用這本《公禱書》，是因為它代表這種非正統的問題——而不是因為其中沒有任何好的內容。
2019年北美安立甘教會（the Anglic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的《公禱書》是對1979年美國《公禱書》的神學改進。其中使用了科弗代爾詩篇（Coverdale Psalter）的做法是值得稱贊的。但是，它的問題和它的前身1979年《公禱書》一樣的弊病。這也是一本多元的祈禱書。其中聖餐禮儀的選擇，教會可以選擇全部不使用，或者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剪貼。因此，它也無法達到禮儀的目的，即把不同的個體共融成為基督的奧體。
「公」禱之禮儀對人的影響是長期的。當我們學習禮儀時，我們就更能進入禮儀的體驗之中。正如路易斯（C. S. Lewis）所寫：「每場禮儀都是一種行為和語言的結構，我們通過它接受聖禮，或懺悔，或祈求，或崇拜。如果你願意，它能讓我們做得最好——如果你願意，它 「工作 」得最好——當我們通過長期的熟悉而無需思考它的時候（《致馬爾科姆的信：主要關於祈禱》）。」我們對禮儀的共同體驗具有個人層面。每個人對禮儀的體驗都不盡相同，就像人們對同一件藝術品或同一種自然現象有不同的反應一樣。這正是基督的身體。一個在共同的救贖體驗中聯合起來的肢體，同時是具有個人因素——一個具有不同恩賜的肢體。
而「多元化」祈禱運動是現代個人主義精神的產物。對許多人來說，我的信仰、我的靈修和我的喜好能夠壓倒教會的信仰和共同敬拜對他們的任何要求。這與古代教會的思想大相徑庭。如何忠實於使徒們的神學和敬拜以及傳統，始終是人們最關心的問題。
當然，傳統安立甘也不乏關於禮儀的爭論。一位導師開玩笑說，我們 「因共同的禮儀而分裂」。我們的弊病不是禮儀上的錯誤，而是靈性和情感上的不成熟。儘管如此，我還是在各高派教會和低派教會的環境中，在具有各種不同地方習俗的教會中，按照我們的傳統做禮拜，並且總是能夠進入《公道書》傳統的共同禮儀體驗中。這包括我在南非用科薩語（ Xhosa language）舉行傳統禮儀的經歷，當時我甚至聽不懂在說什麼。從根本上說，這是相同的體驗。
如果你發現自己所在的教會以一種與你習慣的方式略有不同的方式奉行「公禱」之傳統時，請將其視為一個實踐謙卑和仁慈的機會——一個在靈性和情感上成熟成長的機會。正如聖保羅勸勉腓立比人的那樣：「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書2:14-15）。禮儀的目的不是徵求我們的意見。禮儀的目的是將我們塑造成基督的奧體。
本文作者：司提反·斯嘉利主教，安立甘公教會聖三一教區之主教。1986年2月被派立為會吏，1986年12月被任命為加利福利亞紐波特比奇的聖馬太堂的司鐸，同時擔任聖馬太堂所在之教區的教區司鐸。2013年當選為聖三一教區主教。2013年10月被派立為主教。本文原文鏈接如下：https://thedht.org/bishop-scarlett-blog/the-1928-book-of-common-pr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