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應知的公禱書歷史

幸運的是，我們可以略過瑪麗製造的逼迫，此恐怖之事唯一的作用，即加強英格蘭對抗教皇的立場，並且深化了我們民族的抗羅宗的屬性。因為，我們僅僅關心公禱書的歷史，因此，我們立即轉向伊麗莎白登基後第二年的第三部《統一法案》。 當然，在瑪麗女王統治時期禮儀所使用的語言是拉丁文。她恢復了莎霖禮（Sarum rites）：羅馬禮直到17世紀初才在英國教皇派（the English Papists ）中傳開。1558年11月17日，伊麗莎白即位，並立即採取措施恢復《公禱書》。很不幸的是，第二本《公禱書》已經佔據了上風。伊麗莎白女王站在人數雖少，但卻明智温和之人一邊，她決心至少要讓《公禱書》擺脱一些最糟糕的特徵。1559年4月，伊莉莎白《統一法案》獲得通過，九位主教投了反對票。但是，第三本《公禱書》的推出幾乎沒有遭到反對，只導致約200名瑪麗女王的教士被剝奪了權利。這並沒有徵詢聖職議會的意見。因此，所謂的教會的同意，只能通過其隨後的默許的行動來證明，但從那時起，可以説《公禱書》作為國家制度與法律的歷史正式開始了。 當局沒有在第一本《公禱書》的基礎上進行修訂，這對教會來説是一個巨大的不幸；但考慮到瑪麗統治時期發生的事情，令人驚奇的是，女王以她的智慧竟然能夠儘可能的抵制極端分子。英格蘭確實有理由對伊麗莎白心存感激，在這件事上如此，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 伊麗莎白女王 因此，在恢復第二本《公禱書》的過程中，我們做了一些很少但很重要的改動，這使得伊麗莎白時代的《公禱書》在實際上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從此，我們的禮儀就是開始回轉，朝著第一本《公禱書》的方向進行修訂，這樣的修訂至今仍未結束。第三本《公禱書》的修訂如下： 伊莉莎白《公禱書》的主要變化 早禱和晚禱應“慣常的地方”進行，即在詩班席，而不是“在……人們最容易聽到的地方”。第二本《公禱書》之中下一條規定，除了白色主教袍（Rochet）和白罩衫（surplice），禁止穿其他的法衣，這條規定被“法衣禮規”（the Ornaments Rubric）所取代，它將公共禮儀的法衣裝飾一舉回到第一本《公禱書》的狀態，即要求聖品教士（minister）應“在他們事奉的任何時候都應保留和使用這些裝飾品， 就像在愛德華六世在位的第二年， 由議會授權在英格蘭教會中使用的那樣。”1 在聖餐禮中，恢復了“願我主耶穌基督為你捨的聖體……”古老的聖餐用語：但遺憾的是，第二本《公禱書》中的句子 “你拿這個吃……”也被保留了下來，因此聖餐形式變得過於冗長。刪除了 “黑色説明”。為女王、為聖品人、為眾人的禱文被添加了進去，但它們被印在了總禱文的末尾，為國家禱文，包括1604年增加的為皇室禱文等需每天誦念兩次的錯誤，一直到1662年《公禱書》才得以修正。 其他幾處改動並不重要：但值得稱道的是伊麗莎白時代的政治家們，當史密斯菲爾德的灰燼2還未冷卻時，就從總禱文之中刪除了“免於羅馬主教和他的所有可憎罪惡的暴政”的祈禱。 1560年，《公禱書》的拉丁文版本出版；同年，第一本“附加禮拜儀式”（Additional Services）也發行了，這些禮儀在之後的年代中不斷的豐富我們的崇拜。第49頁3已經提到了這些附加禮儀，但不斷出現的曲解，使我們不得不重申——無論是《公禱書》的本身，還是《統一法案》關於《公禱書》的法令，都不禁止使用正式授權的額外禮儀。 西敏寺、亨利七世小教堂，奉獻給聖母的祭壇，愛德華六世埋葬於此，此祭壇由亨利八世修建，在1643年被清教徒摧毀。後發現祭壇後兩個柱子，然後修復成為現在的樣子。 亨利七世小教堂外觀 現在祭壇的樣式 愛德華六世埋葬之地 1561年，委任一個委員會修訂“聖歷”，並且增加了黑色聖徒紀念日，與我們現在所用的大致相同。1562年，“四十二條”被縮短為“三十九條”，並且有其他的修訂。同年，教皇下令禁止羅馬教友參加英文禮拜；1570年，他針對伊麗莎白女王發佈絕罰書——“至高統治者”，從而使他們與英格蘭教會脱離關係。1571年，第二本《講道集》（the Second Book of Homilies）發行。 1683年在倫敦重印的第二《講道集》的封面。 清教徒的反對 與此同時，清教徒們竭力要求修改《公禱書》，許多人避免使用它。瑪麗女王時期流亡者的回歸增加了他們的勢力；在教會的會議和議院（上、下議院）中，他們努力廢除那些美麗而有益的禮儀，在這個宗教反動的時代，這些禮儀激起了一些人的強烈反對。洗禮之時的畫十架聖號、聖餐時的跪禮、結婚的戒指、各種法衣，包括黑袍（black gown）和學院帽（college cap）以及圓氅衣（Cope）和白罩衫（Surplice），都遭受猛烈的抨擊。1562年，下議院提議廢除這些事物以及管風琴（清教徒的現代後裔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僅以一票之差而失敗；儘管女王的決心眾所周知，但也正是因她果斷的行動，才阻止了下議院實施這種大肆破壞的行徑。 如果我們不瞭解這種席捲整個英格蘭的瘋狂行徑，我們就無法理解後來《公禱書》的發展歷史——這種瘋狂在20世紀才逐漸消失。這是一種瘋狂的反動行為，從內到外對羅馬教會的反對。由於羅馬教會（16世紀之前的基督教世界都是如此）奉行的是“美是美善的”這一顯而易見的真理。而大多數英國人因為反對羅馬教會而擁抱“醜陋”。他們過分反對羅馬，以至於倒洗澡水連孩子也倒掉了。他們丟棄了大眾虔誠的財富，這種財富至今仍是羅馬教會的真正力量所在，以至於羅馬教堂成為敞開的門，民眾擁擠在祭台前的祈禱之所；他們不知道，這種虔誠是基督教世界的音符，而且在東方教會之中（現在仍是如此）甚至比與教皇共融的教會之中更加突出。 因此，他們不僅反對基督教世界的思想，也反對上帝放在宇宙之中最深奧的真理——美是鼓舞人心的力量。他們發明瞭一個概念：一千五百年來前程的方式，在對上帝的禮拜之中使用任何可愛的形象都是與教皇主義有關係——如果不是東方教會在那個時代似乎弱小而遙遠（因為莫斯科在1610年落入信封天主教的波蘭人之手）——這種觀念在他們狹隘的頭腦之中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他們的盲目理解為教廷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權利合法性。而這個合法性一直為羅馬教會所服務。無論羅馬教會收復了什麼，不是因為教皇制度，不是特別教義，而是因為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之人都想如此美麗的虔誠與信仰是羅馬教會的特權。彷彿人類製造的服飾、管風琴、祭台、祈禱的教堂似乎比上帝創造的更美麗之卑微的花朵更具有羅馬教會色彩！ 今天，教會人士和非國教人士都摒棄了這可怕的謊言。在清教徒反應最為激烈的時期，出現了像彌爾頓這樣的非加爾文主義者——實際上，彌爾頓是個亞流派信徒，因此從任何角度看都不是正統。然而，加爾文主義仍然是教會教義對立的信條；儘管像理查德·巴克斯特這樣的人持温和的加爾文主義，但它仍然是清教徒黨的信條；正是加爾文主義的力量導致了查理一世國王和大主教勞德被處死。然而，加爾文主義也與許多偉大而高尚的事物聯繫在一起，清教徒反對王權專制的鬥爭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場爭取人類自由的鬥爭。 因此，我們必須把自己置身於17世紀的前夕。在伊麗莎白統治的整個時期，清教主義運動一直在發展壯大。最偉大的人物——比如莎士比亞——輕蔑地站在“清教徒”的行列之外，對其不屑一顧，偉大的伊麗莎白時代，是走自己的路，尊崇自己的女王，推崇自己的《公禱書》。但中產階級是在福克斯的《殉教史》和《日內瓦聖經》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大多是清教徒；許多主教為了清教徒的利益，儘可能地抵制女王——他們早就拆掉了祭壇。清教運動的力量不斷的增加，塔吸收了英國最強大，最優秀的內容。 一些人已經在使用被篡改過的《祈禱書》：據説是伊麗莎白時代最偉大的清教徒托馬斯·卡特萊特（Thomas Cartwright）在匿名發表的《致議會第一勸戒書》（First Admonition to Parliament）中説：“這是一本不完美的書，是從“教皇的垃圾堆”，即日課經（the Portuise）和彌撒經書（Mass-book,）中挑選出來的，充滿了各種可憎之處”。 沒有人完整的按著英國教會的禮規行事。由於“禮儀説明（Ornaments Rubric）”越來越被人所忽略；1566年，他們試圖通過發布所謂“Advertisements”來規定最低限度的禮儀用品以確保體面：白罩衫（surplice）、兜帽（hood）、祭披（cope），以及聖桌正面的帷子、潔淨的細麻布。 如今，安立甘宗是西方和新興國家反對我們所描述的觀念——虔誠和美學是與羅馬共融的教會的專利——的偉大見證。正是如此，她仍然遭到雙方的強烈反對。但是，她的見證在今天是如此顯而易見，因為在過去的兩代人中，一場現在幾乎在所有宗派之中普遍開展的運動——一直在努力恢復崇拜的靈性和禮儀之美，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公禱書》的禮規和裝飾，例如每日時辰祈禱和經常進行教理講授的要求。 達特茅斯堂區教堂內景，恢復了被破壞的教會藝術品。 但在16世紀和17世紀，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教會所能做的最多的就是為禮儀崇拜的理念而努力奮鬥，為保留一些禮儀原則的內容而努力奮鬥，儘管這些內容都很簡樸–比如白罩衫、大教堂裏的祭披、洗禮中畫十字聖號、跪領聖體、管風琴、祭台和婚戒。 他們誤解了英國國教，指責她，是因為她的許多教堂仍然缺乏許多善良、虔誠和美麗的東西。如果她沒有一次收下幾乎所有的船帆，她根本不可能度過風暴。因此，她不得不放棄一些次要的東西，以便保存作為基督教歷史遺產之中神聖祈禱精神之精髓。現在，文明世界至少已經看到了大公教會崇拜的內在力量和外在之美，她能夠重新把她的教堂整理得井井有條；而這一切正在進行之中，並且恢復速度並不慢。 關鍵事件 1558年11月：伊麗莎白女王即位。 1559年4月：第三本祈禱書和第三《統一法令》。 1560年：第一批“附加禮儀”（Additional Services）發佈。 1561年： 修訂教會年曆。 老版本韻律詩篇（Day’s Psalter），由斯特恩霍爾德（Sternhold）和霍普金斯（Hopkins）編輯，以及一些額外的讚美詩，女王許可之下，可臨時用於私人祈禱。 1562年： 三十九條。 羅馬教皇讓羅馬教友退出英國國教的禮拜，英格蘭和羅馬之間的分裂由此開始。 全本韻律，包含上述老版本內容，幾乎是其最終的版本，並且獲得了女王為期七年的私人祈禱使用許可。 1566年： Advertisements強制執行，保留了教堂最後的顏面。 老版韻律詩篇，在女王的許可下印刷，可以用於早禱、晚禱、證道前後吟唱，在私人場所也是如此。 1571年：第二本《講道集》。 1603年3月：詹姆斯（雅各）一世即位。 返回“人人應知的公禱書歷史” 1662年《公禱書》早禱中的注釋：早禱和晚禱應在教堂、小教堂或聖所的慣常（舉行禮儀 的）場所裏舉行；除非該場所的教區主教（ordinary）另有決定。 聖所應保持其過去的樣子。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 教會和牧師們在他們事奉的任何時候都應保留和使用這些裝飾品，就像在愛德華六世在位的第二年，由議會授權在英格蘭教會中使用的那樣。 ↩︎...

第一本《公禱書》對外國宗教改革者來說過於保守，他們中的一些人來到了英格蘭：特別是斯特拉斯堡的布塞爾（Bucer）和意大利人彼得·馬蒂爾·弗米格利（Peter Martyr Vermigli,），他們分別在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擔任神學教授；而另一些人，包括加爾文本人（日內瓦教皇），則在信中呼籲對《公禱書》進行更大幅度的修改，加爾文本人欣然表示禱文包含“許多可以容忍的荒謬”。這些人以及格洛斯特主教胡珀（Hooper, Bishop of Gloucester）和雷德利（Ridley）等其他極端分子的批評對克蘭麥過於易變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幾乎從第一本《公禱書》出版的那一刻起，人們就開始採取措施，用另一本更能為歐陸宗教改革者和英格蘭人數不多但意志堅定的極端分子所接受的書來取代它。 胡珀主教 與此同時，亨利八世的恐怖統治被少年國王之混亂的專制所取代。邦納（Bonner）和加迪納（Gardiner）被關進了監獄——他們將在瑪麗統治時期復仇；所有溫和派和保守派都被趕出了議會，溫和派主教也被趕出了他們的教區。第一任攝政大臣薩默塞特（Somerset）曾與克蘭麥和拉蒂默（Latimer）一起，努力為窮人的苦難進行救贖；但就連薩默塞特也是個大盜，薩默塞特宮的名字應該提醒我們這一點。為了建造這座宮殿（他沒能活著享受到這座宮殿），他摧毀了三座主教府邸和一座教區教堂，就好像它們是貧民窟的財產一樣；他還拆毀了聖保羅大教堂的迴廊和克勒肯維爾修道院，以獲取更多的建築材料。他實際上打算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原址上建造自己的宮殿；而院長只能通過贈送大教堂一半以上的財產來賄賂他，才避免了大教堂的毀滅。薩默塞特在第一本《公禱書》頒布的那一年被送進了倫敦塔1，兩年後被斬首。他的繼任者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是個不折不扣的惡棍。窮人越發的窮苦，聖品人道德水平不斷下滑，因為聖職人員之中到處都是“愚蠢”和“缺乏教育”（lack-Latins）的人，拉蒂默不朽的佈道就證明瞭這一點。 拉蒂默主教 雷德利（Ridley）在倫敦毀壞祭壇的行為至少是有良知的，儘管它是非法的，也是野蠻和不合理的（路德宗人很理智，放過了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精美祭壇，他們的新教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但是，全國各地的教堂都遭到了掠奪：管風琴被以管子的價格賣掉，甚至開始熔化鐘；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人們珍寶的無價聖盤也被掠奪一空，以至於一代人之後，有些教堂里除了一個聖爵外，什麼都沒有。堂區以及福利俱樂部和行會（當時的工會）都曾屬於人民，由人民發起，由人民管理。但現在，政府任命的特派員被派往英格蘭各地清點財產，“因為國王陛下現在需要一大筆錢”；在可憐的小愛德華國王統治結束之前，所有值得偷竊的東西都被一掃而空：教堂、奉獻箱、金庫被洗劫一空，除了光禿禿的牆壁，英國人如此喜愛的古代美景——窮人將其視為與生俱來的權利的一部分——什麼也沒有留下。就連牆壁也已經破敗不堪。在愛德華國王去世九年後出版第二本《講道集》中，我們讀到：“看到如此多的教堂破敗不堪，幾乎每個角落都在腐爛，這是一種罪過和恥辱⋯⋯請不要讓它們被風雨、鴿子和貓頭鷹的糞便、瞪眼鳥和雛鷹以及其他污穢物所玷污，這個國家的許多地方都是如此，令人感到骯髒和悲哀。““醫院和濟貧院被摧毀了，大學僥倖躲過一劫。”宗教改革最堅定的支持者 J. A. 弗魯德說：“宗教改革給大學帶來了荒涼⋯⋯它們被稱為馬廄⋯⋯政府取消了為資助貧困學者而舉辦的展覽。他們取消了教授職位和講師職位⋯⋯學院圖書館被掠奪和燒毀。牛津大學的神學院種上了捲心菜，洗衣女工在藝術學院晾曬衣服。”造成英國赤貧的不是亨利時期的解散修道院，而是他兒子時期的剝奪教會財產。大部分資金被用來充實在英格蘭橫行霸道的流氓團伙；同時，30所“愛德華六世國王學校”在這裡和那裡建立起來，用來蒙騙那一代和後代的公眾。傑索普（Jessop）博士說，“一種卑鄙和骯髒的氣氛”仍然籠罩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苦幹的集合”中；堂區委員會法（the Parish Councils Act）尚未成功恢復其古老的精神。 這一切仍然鮮為人知，但如果我們不瞭解這些，就無法理解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的禮儀變革。與英國極端分子、外國宗教改革者的影響並存的，就是諾森伯蘭等人的強盜行為，他們對宗教改革毫無熱情，事實上，諾森伯蘭在斷頭台上自稱是教皇黨人（Papist）。愛德華時代的強盜並不是真正的改革者，但他們通過掠奪聖物與教堂的裝飾，有效地摧毀了在第一本《公禱書》下延續下來的古老禮拜方式。正是由於他們以及後來的克倫威爾等人，英格蘭的教堂才荒廢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來修復它們，但我們永遠也無法輓回那些為了幾先令而報廢、為了金屬的價值而被熔化的無價藝術品。 1552年，議會通過了上述法案，該法案指出，第一本《公禱書》符合上帝的聖道，但由於好奇心而非任何有價值的原因，人們對其產生了懷疑，因此將對其進行解釋和完善。結果，“解釋 ”就是第二本《公禱書》，它既沒有解釋也沒有完善第一本《公禱書》，而是對其進行了非常嚴重的修改。因此，這本書是在虛假的藉口下強加給英格蘭的；它也沒有得到英格蘭教會的任何認可。在出版前三天，樞密院下令在書中貼上了“黑色説明2”，以當時的形式否認了基督在聖禮中的真實存在。克蘭麥再也無法控制執政黨了。最後取得勝利的是約翰·諾克斯。 現在，我們對第二本《公禱書》最深的印象是它的教條主義與不切實際。我們日復一日地重複着某些教條主義，而各黨派的明智之士都希望取消這些教條。例如，我們仍然不得不每天誦讀兩次認罪文與赦罪文，這使得羅斯金在致聖品教士人員之信中抱怨説，我們在早晨祈禱，希望我們的接下能夠純潔聖潔，但意識到幾個小時之後，我們將被要求説 “性情軟弱，沒有力量行善”； 如果不是“縮短禮儀時長法”（the Shortened Services Act）把這項義務限制在週日，我們還得忍受毫無意義地重複 “親愛的弟兄們⋯⋯”的勸眾文。 神聖禮儀之中中最突出的污點都是因為第二本《公禱書》，第一本《公禱書》以主禱文開啓神聖的禮儀。而第二本《公禱書》破壞了神聖崇拜的簡潔性，將某些詩篇印成福音之後頌歌的代替品——這是個相當徒勞無意義的增加，至今仍讓不學無術的人難以找到準確的使用方式。 它還為我們提供了“貧困、戰爭和瘟疫等隨時禱文”，這些禱文現在已經過時，在教堂裏很少聽到；因此，就像上次戰爭期間的情況一樣，必須提供新的禱文來代替它們。同樣，聖餐儀式中不斷重複的十誡也是這本不幸的書遺留下來的：蘇格蘭和美國教會已經擺脱了這種做法，因為在經常舉行慶典時，這種做法就成了一種繁瑣的形式主義，毫無疑問，英國聖公會在下一次修訂時會更少地使用十誡。 還有一個實際例子需要提及。一個新的邀請語（本身就很好）取代了古老的“聖餐邀請語”：它現在仍然存在，是作為我們使用邀請語形式的第二部分；因為在1559年，舊的邀請語被調價回來。從那時起，聖品人員就不得不把這兩個句子合在一起使用3。這大大增加了舉行儀式的時間和工作量，以至於在有五百到一千名領聖餐者的大教堂裏，人們發現使用這種形式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徵得主教的同意才能縮短這種形式。而在蘇格蘭禮儀早已糾正了這種情況。 最值得注意的改動是對聖餐禮文的修改。進堂詠、“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願榮耀歸與至上的主”（Benedictus）、羔羊頌被省略了，古老的長篇祝聖禱文被肢解了。現在英文《公禱書》之中，仍舊有五個部分：為基督的全教會禱告、序文、the Prayer of Consecration、主禱文、the Prayer of Oblation 這五部分。在這一點上蘇格蘭的禮儀也回到了第一本《公禱書》的模式；毫無疑問，我們終有一天會效仿它。 對於今天的學生來說，16 世紀的宗教改革者似乎總是很奇怪，他們認為拉丁聖餐禮儀體現了當時與“彌撒”一詞相關聯的中世紀迷信：當然，事實是，拉丁感恩經雖然本身是一個相當不熟練的拼湊品，但卻比那些迷信古老得多，而且以其原始的節制和節制，對那些使用它的人之中世紀或 “羅馬式 ”誇張行為提出了顯著的抗議。因此，規程的改變並不像現在看來那麼肆意，而是由於這種錯誤的想法所致。事實上，1552年的修訂者可能是因為無知而省略了求降聖靈文（the Epiklesis），即祈求聖靈聖化餅和葡萄酒的禱文，克蘭麥從東方禮儀中摘錄了這一禱文，並將其加入第一本《公禱書》之中；因為省略這一禱文是拉丁彌撒的特殊缺陷之一。而有些人認為Supplices te4是一個弱化了的求降聖靈文，有些人則認為Quam Oblationem5中有對聖靈的祈求；但這本身就足以說明“求降聖靈”這一呼求在羅馬禮之中的痕跡是多麼模糊。 因此，第二本《公禱書》將“求降聖靈文”從感恩經（大祝謝文）中刪除，不僅給我們的禮儀抹上了污點，而且在這方面使其更像羅馬彌撒。在這方面，蘇格蘭和美國的禮儀又回到了第一本《公禱書》，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改進。 聖洗禮之中省略了驅魔禮，但最不合理的是，慰問病人禮中省略了聖經中所記載的膏抹病人的做法，以及在聖餐禮之中為病人保留聖體的原始做法；殯葬禮中省略了特別的規定6，而為逝者的祈禱則變得模糊不清，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符合加爾文主義的主張。其他改動主要是在禮儀方面。早禱和晚禱應 “在……人們最能聽到的地方進行”——也就是說，只要牧師有可能提出建議在教堂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洗禮之中的抹油、“洗禮聖衣”和三次注水都被取消了，聖餐禮中關於餅、酒和水的規定也被取消了。在按立禮儀之中省略了兩個起源較晚的禮節——將聖爵交給會長和將權杖交給主教。但是，在那些被特派員洗劫一空的教堂里，禮儀的外在特徵卻受到了最大的影響，因為以前的禮儀規定和關於法衣的注釋都消失了，新的教規規定，既不能穿長白衣（albe），法衣（vestment），也不能穿祭披（cope），主教可以穿白色的主教袍（rochet），會長只能穿白罩衫（surplice，超大號的長白衣）——無傷大雅的兜帽（hood）和聖帶（scarf）就這樣與其他法衣同歸於盡了。真的，無政府主義的暴君們似乎有點瘋了。 白罩衫（surplice，超大號的長白衣） 早在1552年5月，樞密院就公佈了“四十二條”，試圖將慈運理的教義強加給英格蘭的教會。與第二本《公禱書》的情況一樣，英國教會並沒有被邀請批准這些條款；但樞密院卻厚顏無恥地在扉頁上寫道，這些條款是主教會議商定的。到11月1日，第二本《公禱書》已準備就緒，可以投入使用；在那些連風琴都被拆走的教堂里，第二本《公禱書》仍舊使用了一段時間。 在第二本《公禱書》短暫的生命歷程中，對教產的掠奪仍在繼續。1553年初，一項新的命令下達，指示沒收教堂里所有剩餘的貴重物品：聖盤被送往倫敦塔熔化，“因為國王陛下”仍然神秘地需要“一大筆錢”。可憐的小國王！7月6日，他駕崩了；英格蘭熱情地歡迎瑪麗女王登上王位，這表明瞭對以國王之名所做之事的看法。可憐的瑪麗，可憐的英格蘭！前朝的主要官員或入獄，或流亡，或遭到火刑架與斷頭台的殘酷報復。 事件概述： 1549年3月：第一本英文《公禱書》 9月：倫敦主教邦納被剝奪權利，隨後其他主教也被剝奪權利。 10月：護國公薩默塞特倒台；諾森伯蘭統治攝政會議。 1549-1552年：布塞爾（Bucer）、彼得·馬蒂爾·弗米格利（Peter Martyr Vermigli）、約翰·加爾文等人對第一本《公禱書》提出反對意見。 1550年：第一本英文《按立聖品禮文》。里德利主教在倫敦破壞祭壇。 1552年：各種“教產清查沒收委員會”。 4月：第二部《統一法令》（Second Act of Uniformity）確定了新《公禱書》的權威。 5月：四十二條（The Forty-two Articles）。 11月日：第二本英文《公禱書》首次投入書用。“它從未擁有絲毫的教會權威，甚至不能聲稱得到教會的認可，因為它只生效了大約八個月，可能在英格蘭的許多地方根本就沒有使用過"（韋克曼，Wakeman）。 1553年1月：愛德華時代最後一次清查沒收教產。 7月6日：國王愛德華六世逝世。瑪麗女王登基。護國公諾森伯蘭被處死（他現在宣佈自己是教皇派教徒）。 1554年：英格蘭與羅馬教廷和解。 1555年至1558年：瑪麗女王迫害克蘭麥、拉蒂默、里德利、胡柏等約300人殉道。 1558年：伊麗莎白女王登基。 返回“人人應知的公禱書歷史” 倫敦塔，其官方名稱是“國王陛下的王宮和倫敦塔堡壘”，建於1066年底，是諾曼征服英格蘭的產物。倫敦塔曾作為堡壘、軍械庫、國庫、鑄幣廠、宮殿、刑場、公共檔案辦公室、天文台、避難所和監獄，特別關押上層階級的囚犯。最後的這一用途產生一條短語“sent to the Tower”，意思是“入獄”。倫敦塔最後一次作為監獄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關押魯道夫·赫斯。 ↩︎...

第一本《公禱書》是英格蘭人對古老的拉丁文禮儀的簡化、濃縮和改革的成果，它是英格蘭人懷着迴歸古代的真誠願望，以慎重和虔誠的態度完成的，目的是消除中世紀禮儀之中的迷信。這本書在我們這個時代經常重印，讀者很容易就能買到新書或二手書。在此，我們必須做一個簡短的總結。 本書的“內容”共有14個部分–序言（“人類的智慧從未如此巧妙地設計過任何東西”–現在是我們的第二篇序言）；經課和年曆；早禱和晚禱；主日進堂詠（Introits）、祝文、書信和福音；聖餐禮；聖洗禮；堅信禮和教理問答；聖婚禮；慰問病人禮和施聖餐於病人文（包括抹油）；殯葬禮；婦女生產後感恩禮；大齋首日所使用的禱文（苛責文）；省略或保留禮文的説明（現在是我們的第三篇序言）；若干註釋。 早禱和晚禱以主禱文開始，以三篇祝文結束：沒有撒迦利亞頌、尊主頌或西緬頌的替代頌歌。除了這些之外，這些禮儀與我們現在的禮儀相同；但在大齋期必須使用“萬物頌”來代替“讚美頌”，而且每年有六次，即在聖誕日、顯現日、復活日、耶穌昇天日、聖靈降臨日和聖三一主日，在“撒迦利亞頌”之後立即誦唸“亞他那修信經”（印在晚禱之後）。 聖餐的開場白由整首詩篇組成。祝文，主要是我們仍在使用的那些，但有些最好的祈禱文是後來寫的，例如，降臨第三主日、復活前一日；有些祝文後來被擴展了，如聖司提反和聖約翰，或被修改了，如嬰孩被殺日。此外，還為聖誕日和復活日的第二次聖餐以及抹大拉的聖馬利亞提供了進堂詠、祝文等（第二本《公禱書》中遺漏了這些內容，愛爾蘭和美國的《公禱書》中插入了前兩篇，彌補了部分遺漏）。 與我們現在的英文禮儀最大的不同出現在聖餐上，儘管蘇格蘭和美國的禮儀又一次在對第二本《公禱書》的修改之後，回到了第一本《公禱書》的模式。標題是“主的晚餐和神聖共融，通稱彌撒”（The Supper of the Lorde, and the holy Communion, commonly called the Masse）。與現行英文禮文的主要區別如下：九疊憐憫頌，不含十誡，之後是榮歸主頌。在奉獻禮（呈上餅酒）結束之後，緊接着是“心中仰望文”、“序文”和“三聖頌”，然後是“為基督的全教會”禱告；接着是對聖人的紀念，“我們在此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並感謝您在所有聖徒身上所彰顯的奇妙恩典和威德”（And here we do geve unto thee moste high praise, and hartie thankes for the wonderfull grace and vertue, declared in all thy sainctes）等。 然後是祝聖祈禱，其中包括Epiklesis（求降聖靈），即祈求聖靈賜福餅和葡萄酒，克蘭麥主要從東方教會之聖巴西流禮中借鑑。加入求降聖靈文，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現存的早期禮儀都包含了這一內容，如今的東方禮儀也是如此，在東方禮儀中，這被視為對聖餐的實際祝聖。另一方面，羅馬禮儀沒有明確的“求降聖靈”，拉丁神學家歷來強調祝聖詞：“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在中世紀，舉揚聖體的新禮儀加重了這種強調；因此產生了一種觀念，即聖餐僅僅通過重複主的話語就被祝聖了。克蘭麥可能知道，這種想法在早期教會的做法中是沒有道理的，因此他將“求降聖靈”插入了Quam oblationem禱文之中，同時禁止舉揚聖體，在東方禮儀中，以及在我們蘇格蘭和美國的禮儀中，“求降聖靈”都是在祝聖餅酒禱文之後； 但是，克蘭麥在第一本《公禱書》中將其插入在祝聖聖餐禱文之前，從而調和了東西方的觀點，既消除了西方的反對意見，又實際上滿足了東方的觀點；而且，最近還發現了一種古埃及儀式，其“求降聖靈”也在這個位置。鑑於東方禮儀和羅馬禮儀自古以來就存在分歧，唯一可能的立場就是早期教會的立場，即不要在這個問題上理論化，也不要想象任何特定的話語形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不能説有一個精確的祝聖時刻，取決於特定的話語形式，而只能説我們的主在聖餐禮中的恩賜是為了迴應教會的祈禱而賜予的1。 祝聖祈禱之後是“為此，主天父，照主摯愛聖子，我們救主耶穌基督所設立的⋯⋯”等（拉丁禮儀之中的“Unde et memores”），接著是“我們現在將自己的身體、靈魂奉獻與主⋯⋯”等（our Prayer of Oblation）。接下來是主禱文，然後是 “基督逾越節的羔羊，掛在十字架上⋯⋯“等：之後是the Order of the Communion，從“凡你們願向全能的上帝真實悔罪”到施聖餐的話語（the Words of Administration）。聖餐中要唱“羔羊頌”（當然是英語），之後是選自新約的二十二節經文（即領體後頌），在聖餐後選擇一節，或唱，或念。之後是領聖餐感謝祝文和祝福文。 聖洗禮除了我們熟悉的部分外，還包括驅除“邪靈”，以及將孩子浸入水中三次的程序（按著規程每月換水一次，並對新加入的水進行祝福）：如果孩子身體虛弱，則允許注水。之後，保證人抱起孩子，牧師（minister）給他穿上白色嬰兒洗禮衣，俗稱 “克里斯姆”（Chrisom），並寫上“穿上這白袍，作為天真無邪的記號”等字樣；然後牧師在嬰兒頭上抹油。在回母會禮拜時，要把這件白衣帶回去。 教理問答（教會授道文）印在堅信禮文下，以主禱文和祝福結束。在堅信禮上，主教不僅會把手放在每個孩子的身上，還會在每個孩子的額頭上划十字（蘇格蘭在18世紀恢復了這一禮儀動作）。慰病人禮中包含了“if the sicke person desyre to be annoynted”的赦罪祈禱和詩篇；施聖餐於病人禮規定，如果在指定的日子，“教堂里若有舉行聖餐，那麼牧師應（分發聖餐時）保留足夠多的聖體和寶血，以備不時之需”。關於殯葬禮，詩篇有116、146、139（比我們現在的選擇要好得多）；其中有對逝者的優美贊美和祈禱，“that his soule and all the soules of thy electe, departed out of this lyfe, may with us and we with them, fully receive thy promisses, and be made perfite altogether”。禱告詞 “全能的上帝，與你同在 “的措辭有所不同；然後是殯葬禮的引言（詩篇42 篇）、祝文、書信和福音。...

我們在上一章中解釋了宗教改革是如何將古老的拉丁文的禮儀翻譯成英文，並加以縮短、簡化和修改，印成一冊《公禱書，各種聖禮之施行》，它與英文聖經一起構成了我們禮拜的禮儀基礎；儘管安立甘宗都用聖詩、讚美詩、代禱（the Bidding Prayer）以及其他禱文和禮儀來補充這兩本書。 但這一宗教改革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從亨利八世統治時期（1544年）開始，到查理二世統治時期（1662年）結束，歷經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其間共產生了五本英文《公禱書》，第五本就是我們現在在英國使用的這本。有朝一日，修訂禱文書的計劃無疑會以我們擁有第六本禱文書而告終，儘管有很多人還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與此同時，蘇格蘭、愛爾蘭和美國的聖公會也出版了自己的《公禱書》，與我們的《公禱書》有所不同。 當然，這一切並只是宗教改革時期的創新。在東方教會之中就使用了多種語言；甚至在現代的羅馬教會中，雖然竭力以羅馬禮（Roman rite）為主，但也使用其他幾種不同語言的禮儀。 因此，無論是改革還是翻譯禮文書，都有大量的先例；這一進程也不可能永遠停止——事實上，1911年，羅馬教會完全重新編排了《詩篇》1，可以説是一種革命性的方式，要不是拉丁語系之西方國家的學者們近四百年來一直在敦促進行這樣的改革的話。這當然意味着新的、經過改革的羅馬日課經。 在16世紀，改革的計劃層出不窮；有兩本外國的書籍對克藍麥大主教和其他英國改革者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一本是紅衣主教基諾內斯（Quiñones）的修訂版《羅馬日課經》，另一本是科隆大主教赫爾曼（Hermann）的"the Consultation"，事實上，我們的第二篇序言“關於教會的服務”就是克蘭麥對基諾內斯改革日課經之論點的重述。 紅衣主教基諾內斯（Quiñones） 改革的歷史 我們的禮儀改革開始於英文《聖經》引入與使用，這比第一本英文《公禱書》的問世早了十四年。1536年，《聖經》被下令擺放在每座教堂中，以便在禮拜時間之外誦讀；八年後，宗教會議下令，在早禱的讚美頌和晚禱的尊主頌之後，應該用英語誦讀一章《聖經》。因此，讀經台（Lectern）可以讓我們想起改革的第一階段。總禱台（Litany-desk）則説明瞭改革的第二階段；因為，儘管總禱文（the Litany）直到三年後才開始以跪唱的方式進行頌唱，但這一優美的儀式本身卻是克藍麥的天才之作，並於1544年下令使用。 在聖保羅堂內誦讀被鎖在教堂裏的聖經，圖片來自19世紀，部分細節缺失 隨後，拉丁禮儀之中又引入了英文的特色內容，這些內容將在下文摘要中提及。 第一階段 1534年（亨利八世）：會議向國王請求通過英文版本《聖經》。 1535年：科弗代爾的《聖經》。 1536年：要求每一個教堂均應有聖經。新版拉丁文的《莎霖日課經》，但，省略羅馬宗座相關的內容。 1543年：英文經課。在“讚美頌”和“尊主頌”之後誦讀一章英文《聖經》。 1544年：英文總禱文。 1544年-1547年：實驗性階段。在英國國教之中開始試用禮儀。第一稿和第二稿的禮儀是使用拉丁文。克蘭麥開始嘗試修訂遊行禮。 1547年（愛德華六世）： 八月：通過the Injunctions（未經過議會批准）而進行更激進的改革：應該誦讀證道集；在大禮彌撒的時候，應該用英文誦讀書信和福音；新增代禱文；以及對日課經的一些修訂。 十一月：議會確定：在彌撒開始，應用英文唱頌“榮歸主頌”、“信經”、“羔羊頌”；批准了兩各聖餐禮。 1534年（亨利八世）：會議向國王請求通過英文版本《聖經》。 1535年：科弗代爾的《聖經》。 1536年：要求每一個教堂均應有聖經。新版拉丁文的《莎霖日課經》，但，省略羅馬宗座相關的內容。 1543年：英文經課。在“讚美頌”和“尊主頌”之後誦讀一章英文《聖經》。 1544年：英文總禱文。 1544年-1547年：實驗性階段。在英國國教之中開始試用禮儀。第一稿和第二稿的禮儀是使用拉丁文。克蘭麥開始嘗試修訂遊行禮。 1547年（愛德華六世）： 八月：通過the Injunctions（未經過議會批准）而進行更激進的改革：應該誦讀證道集；在大禮彌撒的時候，應該用英文誦讀書信和福音；新增代禱文；以及對日課經的一些修訂。 十一月：議會確定：在彌撒開始，應用英文唱頌“榮歸主頌”、“信經”、“羔羊頌”；批准了兩各聖餐禮。 1548年： 一月和二月：一個未經國會批准的會議廢止了：二月二日獻聖嬰日（聖燭節）、聖灰日、棕樹主日、救主受難日；禁止發放祝福之後的麪包（the Blessed Bread，非聖體）以及聖水（Holy Water）。 三月：聖餐禮：經過多位虔誠而博學的主教，制定了兩個聖餐禮，由皇家在復活節公佈，並且開始使用。聖餐規程如下：在拉丁文的聖餐禮儀之中加入： First Exhortation：第一勸勉 Second Exhortation：第二勸勉 Ye that do truly：邀請認罪、認罪、宣赦、安慰詞（Comfortable Words）。 We do not presume：謙恭近主文、兩種送聖體禱文、平安禮（不含祝福）。 餅如同以前一樣的，每一個圓餅都要掰開，聖爵如果用完，會長需要重新祝聖，從餅酒成聖文“晚飯以後……”開始，不需要舉揚聖體。 四月和九月：由於許多堂區反對，取消證道環節。 五月：聖保羅堂和其他教堂，早禱、晚禱、彌撒均用英文唱頌。由此看來，第一本《公禱書》中的禮儀基本已經完成，至少是已經以試用的形式在使用。唱頌禮儀縮小為兩場，即早禱和晚禱。 愛德華六世國王從幾位主教手中接過《聖經》。在他們身後是兩名身著長白衣（Surplice）和黑色禮帶（Tippet）的會長，右側是一羣同僚。圖片來自1548年克蘭麥的《教理問答》。 顯然，在這位年輕的國王登基後，整個社會的氣氛都發生了變化：權力落入了一羣人的手中——歷史表明他們都是專制而邪惡的人——他們以愛德華國王的名義進行統治。克蘭麥大主教與這幫強盜——五年後，他們在協會和教區教堂裏洗劫人民的財產，劫貧濟富——分庭抗禮，努力引導著自己不確定的方向。他不是路德，不能面對世界吶喊：“這是我的立場，我必無所選擇”；然而，儘管他的意志不斷受到他人的影響，他還是能夠為宗教改革帶來自己的偉大天賦——一種禮儀藝術的力量，使他躋身於世界上偉大的散文家之列。其他人與他一起工作，並在他之後工作——就像其他人之前的工作一樣；他們的聯合產品之美見證了那個文學時代的偉大，這個時代涵蓋了從第一本《公禱書》到最後一本《公禱書》之間的一百年，並為我們帶來了莎士比亞、培根和彌爾頓的作品，以及五本英文《公禱書》和欽定本《聖經》。但與主教們的建設性工作同時進行的，還有Protector及其聯盟者的破壞，他們通過公告和禁令，違憲地實施這些工作。 克蘭麥大主教，弗利修斯所畫，1546年，現藏於國家肖像畫廊。 在愛德華六世的第二年，神學家們開始了他們的工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新的英語禮拜儀式在聖保羅堂和其他地方進行了嘗試。該年年底（1549年1月），第一本《公禱書》通過《統一法案》（the First Act of Uniformity）成為法律，到1549年3月，該書正式出版。至於這本書是否得到了國會兩院（當然，議會兩院的所有成員都是教會成員）以及主教團的正式同意，我們不得而知；但主教們在上議院以10票對8票的多數投了贊成票，國王的兩封信之中也斷言，這本書還得到了其他神職人員在他們的宗教議會和集會上的同意。編纂第一本《公禱書》的神職人員的名字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我們知道他們代表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幾乎可以肯定其中有裏德利主教、霍爾比奇主教、瑟裏比主教、古德里奇主教以及克蘭麥大主教。 在此，讓我們再次回顧一下當時的情況。克蘭麥翻譯拉丁文禮儀的工作無疑已經進行了好幾年：我們可以想象，他是懷着怎樣的喜悦之情，從國家的繁重事務中抽身出來，安靜地從事上帝為他準備的文學創作。我們可以推測，英文《公禱書》的主要部分在發行前一兩年就已經準備就緒：四年前，他完成了可能至今仍是我們最完美的禮拜儀式——英文“連禱文”，他不可能就此休息；他一定感受到了自己的能力，併為之歡欣鼓舞。人們可以想象他準備好了手稿，等待機會付諸實施；然後，在亨利國王去世後，他召集了各種“敬虔而博學的教長（prelates）”舉行委員會會議，將“聖餐/彌撒規程”送交印刷商，並（於1548年3月）發行了《公禱書》的第二部分；接着，他一定是複製了“早禱、彌撒和晚禱”，這樣兩個月後，這些儀式就可以在聖保羅堂用英語唱了；幾天後又可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用英語唱誦。有了這樣的經驗，他的教友們會幫助克蘭麥完成最後的工作，在五月到九月之間在皇家禮拜堂進行測試，同時也在研究《公禱書》的其他部分；我們知道，在九月又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向劍橋大學的學院禮拜堂（college-chapels of Cambridge）下達了命令，要求它們在 “彌撒、晚禱和晚禱以及所有的神聖的時辰祈禱”中與國王禮拜堂（the King’s Chapel）的使用保持一致。三個月後，主教們在上議院（the House of Lords）討論新版《公禱書》。...

當我們在本書第三部分單獨討論教會禮拜儀式時，追溯其早期的歷史將是最方便的；因此，在本章以及緊接着的章節中，我們將僅限於討論作為整體的“禱文書”本身的歷史。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原始教會的禮拜儀式沒有固定的性質，大部分是臨時性的。當文字固定下來後，禮拜儀式逐漸被寫成單獨的手稿。據我們所知，最早的禮儀書都沒有流傳下來；因為，我們必須始終牢記，戴克裏先（Diocletian）皇帝對基督徒的最後一次大迫害（303 年）之中，包括有計劃地銷燬基督教文獻；但1894年在阿託斯山發現了埃及特米斯（Thmuis）主教塞拉皮翁（Serapion）的一本早期書籍（第188頁），大約是350 年的作品，學者們很有可能會發現更早的作品。小的禮儀書或有關禮儀的筆記可能寫於公元md世紀（原文in the md century，意思不明，可能説的是二世紀？），甚至使徒時代；因為在最早的儀式中很可能有一些固定的公式，而且在聖革利免書信（約公元 96 年）和2世紀的《十二使徒遺訓》之中也有類似的句子。使徒行傳8章37節，“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這是洗禮的認信。它只出現在部分文本中，也可能屬於2世紀。許多學者認為聖保羅的一些經文實際上是禮儀用語，例如，“所以主説：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以弗所書5:14）”；“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或作在靈性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裡（提摩太前書3:16）。”後者看起來很像是引用了後來被稱為感恩經或大祝謝文的內容，可能是聖保羅自己在祝聖時，所用詞彙的一部分，就像哥林多後書第13章14節中的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一樣。14中的“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也可能是他習慣使用的一種祝福方式。 CHAPEL IN THE CATACOMB OF CALLISTUS.(Restored as it was in the 4th century.) 當然，在《啓示錄》中散落着基督教讚美詩的片段，在《新約聖經》的其他部分中也有。讀者可以自己去找找：啓示錄4:8-11，5:9、10、12、13，7:12，11:17，12:10-12，15:3-4，19:1、6-7；提莫提後書2:11-13；除了以弗所書4:4，也許還有第1 章3-14 節，以及使徒行傳4:24-30的禱告。此外還有聖路加在其福音書前兩章中為我們提供的偉大頌歌：尊主頌、撒迦利亞頌、榮歸主頌、西面頌。 事实上，我们在《新约》中发现了基督教崇拜的许多要素： 赞美，如哥林多前書14:26，以及这些頌歌和聖詩。 祈禱，如哥林多前書14:14-16，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地方。 經課，如帖撒羅尼迦前書5:27 和歌羅西書4:16 中之中誦念書信，毫無疑問，當然有關於基督的“回憶錄”以及舊約的誦讀。 講道，例如使徒行傳20:7，提摩太前書4:13。 先知預言/講道：可能類似打破貴格會的“寧靜等候聖靈指引”的崇拜模式，例如哥林多前書14:1、29，帖撒羅尼啊前書5:20和哥林多前書11:4。從這裡經文，我們可以了解到婦女參與了先知講道，因此保羅斥責了婦女講道。這段經文非常有意思，因為保羅命令：“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哥林多前書14:34）。”這並不是意味著她們要在教會之中保持安靜，也不是說她們不能參加禮拜，而是指的是婦女們養成了在禮拜的時候喋喋不休的習慣：從上下文來看，男人們說方言似“胡言亂語”，或者同時說預言，從而打斷了禮拜，然後婦女們又互相詢問這是什麼意思，從而增加了混亂——會有這樣的情況是不足為奇的。 方言：哥林多前書14:23-39，我們可以看到，方言已經變得是像是咿呀學語了。聖保羅認為方言不如先知講道。 施捨：哥林多前書16:1，哥林多後書9:1-15。 愛宴：保羅稱呼為主的晚餐，哥林多前書11:20-22。 傅油：雅各書5:14。 驅魔：使徒行傳16:18。 醫治的工作。 所有這些內容都是對核心禮儀的補充，或者是包含在核心禮儀之中：（1）洗禮，（2）按手禮（洗禮之後），（3）擘饼，（4）祝聖為主的執事，以及（5）在家中，或最初在聖殿的日常祈禱，和在猶太會堂的勸勉聚會。 大教堂的聖職座位和詩班席 在使徒時代之後，我們從小普林尼的書信（約112年）、殉道者聖游斯丁（約148年）、特土良（約200年）以及其他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中都有關聖餐禮的描述；但是，到了希坡律陀的教規（可能不晚於250年）之中才給出了明確的指示和程序；我們所擁有最早的聖餐禮儀書是我們已經提及過的塞拉皮翁的禮儀書。這部珍貴的文獻是一本“聖禮手冊”——也就是說，它包含了聖餐禮和其他禮儀。 尽管我们是从其他著作中得知确实存在过这样的书籍，但我们还得再过一个多世纪才能找到像塞拉皮翁那样完整的现存书籍。从7世纪开始，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追溯禮儀書的历史。這些禮儀書由三部分组成，即時辰日課禮儀、聖餐禮和其他聖禮，后者包括在婚配、聖秩和忏悔者悔罪復合等场合使用的禮儀。 一本9世紀福音書，封面為14世紀製作。 然而，繕寫員考慮的並不是禮儀的分類，而是必須使用這禮儀書的人。在那個時代，製作禮儀書的唯一方法是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編輯和抄寫。因此，繕寫員自然不會在書中加入任何對聖職人員而言沒有必要的內容。因此，主教或會長有他的聖禮手冊，其中包括聖餐儀式的主祭部分，但也可能包含他在其他儀式中的部分，如洗禮、婚配或按立。我們的祈禱書中的大部分禱文都來自三部舊羅馬聖禮手冊——《利奧尼聖禮手冊》（6 世紀）、《格拉西亞聖禮手冊》（8 世紀初）和《格里高利聖禮手冊》（約8世紀）。會吏也有他自己的福音書，用於誦讀他的職責部分，副執事（subdeacon）有他的書信集，詠經士有音樂唱詩集（musical Choir-books）和詩篇供他們使用。我們在埃爾弗裏克大主教的《教規》（Archbishop Ælfric’s Canons，約1006 年）中看到了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末期英格蘭所需的手抄本清單，在温切爾西大主教的《教規》（約 1300 年）中看到了諾曼時期所需的手抄本清單：這些手抄本可排列如下： 格拉西亞聖禮手冊梵蒂岡抄本卷首插圖和引文 時辰日課禮 聖餐禮 其他 詩篇 誦讀 殉道錄/聖徒傳記 吟唱本/對經集 盎格魯-撒克遜清單 福音書 書信 諾曼清單 彌撒經 進階詠集 詠唱集（Troper） Handbook...

珀西·迪爾默 著 翻譯自：Everyman’s History of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anglican.org)。 序言 第1章 祈禱書中的聖經 第2章 祈禱之固定形式的問題 第3章 公禱書的內容 第4章 禮儀書的發展 第5章 禮儀更新的初始階段 第6章 第一本英文《公禱書》 第7章 混亂狀態與第二本《公禱書》 第8章 伊莉莎白《公禱書》 返回“總目錄”

這本小書不能自稱是“高派教會”或“低派教會”。它是在這樣的信念下寫成的：這兩個派別術語都已過時，未來的教會人士將滿足於做一個忠實的基督徒和一個誠實的人，對教會有很高的評價，對自己有很低的評價。然而，作者希望這本書能有一定的廣度，因為沒有大公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公之精神；如果其中有一個詞不是福音派的，他希望通過這篇序言把它挽回。他自始至終都牢記，在這些幸福的日子裏，一邊是來自我們分離的同胞，另一邊是來自東方的東正教會的友好歡呼；他也沒有忘記我們對早期羅馬教會的虧欠，它把福音送到了我們的西方島嶼，同時也把我們的福音書送來了，而我們的福音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來自羅馬教會；他還對路德宗和其他改革者的虧欠，他們為我們贏得了一部分基督教的自由。“我們的祖先承受了巨大的勇氣”。只有那些站在兩邊的人，他才會懇求，如果這些書頁中的任何內容讓他們不滿意，他們應該記住另一邊。本書是為每一個人寫的；畢竟，我們每個人努力追隨的主人高於我們所有的分歧，斥責我們的不道德行為，並祝福我們沿着那條福音之路邁出的每一步，這條道路對我們來説是狹窄的，只是因為我們離上帝的無限寬廣還有很大差距。 本書為每一個人寫的，旨在介紹普通人應該瞭解的那部分內容。作者已經為這一主題寫了一個非常小的介紹，名為《公禱書，它是什麼》，他避免從那部小作品中重複超出必要的內容，因此可以把它和本書對照一起，完成他想要講述的內容。 這裏有關於這個議題最新的書籍：Procter and W. H. Frere, New History of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Macmillan, 12s. 6d.); L. Pulla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Longmans, 1s.); B. Reynolds, Handbook to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Rivingtons, 4s. 6d.); P. Jackson, The Prayer Book explain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Parts, 2s. 6d. each); A. W. Robinson, The Church Catechism Explained(Cambridge, 2s. 6d.); H. O. Wakeman, Short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Rivingtons, 7s....

在英語中，有兩本書比其他所有的書都要突出，它們甚至比我們最偉大的詩人的作品還要出名和偉大。它們是《聖經》和《公禱書》。事實上，我們可以把《聖經》看作是《公禱書》的一部分；因為《公禱書》在其經課表中安排了《聖經》的通讀，一天一天，一年一次，因此，《聖經》與《公禱書》一樣是進行神聖儀式的必要條件。此外，《公禱書》本身包含了整個詩篇（不是取自1611年的授權版本，而是取自1540年的大聖經），以及古代新約中最重要的段落（還有一些來自舊約）的集合，稱為聖餐禮的書信和福音。 《公禱書》的神學思想也處處與《新約》的教導相一致的；第二篇序言“關於教會的服務”（這是第一本英語《公禱書》的原始序言），將整個宗教改革建立在 “教會中的公共祈禱 “時每天用母語誦讀聖經的需要之上。序言中説，這是古代教父的方法，他們是這樣安排的： “所有的聖經（或其中的大部分）每年都要讀一遍；這樣做的目的是，神職人員，特別是會眾中的牧師，應該（通過經常閲讀和默想上帝的話語）激發自己的虔誠，更有有力量，用健康的教義勸誡他人，並駁斥那些反對真理的人。此外，人們（通過每天在教會中聽讀神聖的經文）可以不斷地在對上帝的認識上獲得更多的益處，並更加熱愛他真理的信仰。” 因此，英國聖公會以及現在與她共融的所有其他聖公會的神聖禮儀都是基於在上帝之家每天讀經的需要。那些只在週日去教堂的人確實聽到了大量的聖經經課，包括詩篇、書信和福音，但他們沒有聽到整個聖經，因此他們沒有執行《公禱書》中所規定的英國改革的這一偉大的原則。 那麼，我們的書（《公禱書》）是《聖經》的工具，也可以説是《聖經》的框架，它將整本《聖經》帶入教會的服務中。因此，聖經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成為基督教啓示的神聖圖書館。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書；但在英文書中，世界上講英語的國家會把《公禱書》放在它旁邊。也就是説，從新西蘭到喜馬拉雅，從阿拉斯加到好望角，我們在安立甘宗（Anglican Communion）的所有教堂和附屬小堂裏都有兩本日常常用的最偉大的英語書籍。 然而，《公禱書》對聖經進行排序時候，並非將新約聖經不假思索的混為一談，這種做法讓人懷疑基督教的啓示。通過，我們在教會內使用聖經，我們被提醒，它是一本書的集合，其中有些書的價值高於其他的書，並且新約和舊約的地位顯然是有不同的。舊約的某些部分坦然的被放在一邊，認為根本不適合在教會中誦讀嗎，而最崇拜的段落則是每年會誦讀兩次、三次，甚至四次；詩篇會被誦讀12遍。此外，舊約每年讀一遍，新約則是兩遍；在基督教最高的儀式——聖餐禮中，幾乎只讀新約。甚至這裏也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整本聖經最珍貴的部分，即四福音書中對我主的言行的記載，（按着非常古老的習俗），以特別的儀式為標誌，所有的人都要站着；而誦讀當天使徒的書信之時，人們都是坐着的。 返回“人人應知的公禱書歷史”

這一崇高的禮儀遺產是經過許多的鬥爭才傳給我們。如今，儘管基督教會中仍有派系和偏見，但所有派系的信徒都同意對《公禱書》的尊崇——甚至那些忽視執行其中許多指示的人也是如此；我們的非傳統派兄弟也是如此，儘管我們之間仍有一些舊的誤解，但在很大程度上將《公禱書》視為他們與我們共同擁有的遺產。我們很高興這樣；我們很高興看到他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這本書，以至於他們的禮拜都滲透着它的高尚語句，而在他們的一些教堂裏，指定的禮拜形式幾乎與我們的沒有區別。 但事實並非總是如此。16世紀出現了一場運動，它威脅到了禮儀服務的存在，而且在克倫威爾專制的15年中確實取得了勝利，當時議會被壓制，英國被軍事獨裁統治着。從1645年到1660年復辟之前，通過法律禁止使用《公禱書》，它的地位被《公共崇拜指南》所取代，該指南只對牧師要做的事情作了一般性指示。對有秩序的禮儀崇拜形式之反對越來越強烈，到後來，蘇格蘭的長老會（最初使用日內瓦的《公共崇拜書》）：甚至不願意誦唸主禱文，因為那是一種固定的形式。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蘇格蘭的長老會已經成功地恢復了禮儀崇拜，使用固定的禮儀；但無論如何，世界各地仍有許多人喜歡臨時的祈禱。 因此，值得一問的是，一開始就問自己，禮儀崇拜是件好事，還是牧師應該自己編祈禱的內容？ 現在，教堂裏的即興崇拜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它往往是傳教工作中最有用的工具，是把崇拜的概念帶給無知者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方式，它確保了必要的自由元素；此外，它可以把自發性和活力帶入禮拜中，是對形式主義的良好糾正。此外，它還可以為禮拜帶來自發性和活力，是對形式主義的良好糾正。事實上，當我們聽到一些教堂裏面被嘮叨教會的崇拜沒有心靈城市，沒有關懷，沒有愛心（哎！很多時候仍是如此），我希望主教能在一兩個月內廢除該教堂的所有固定形式的禮拜，直到牧師和人們意識到自己的特權。 即興祈禱對於教會來説，也不是陌生的，或者是違背原則的。實際上，在教會最早的時候，主持聖餐禮儀的人曾經這樣祈禱。禮儀按着某一些固定的形式進行，但，主祭之人根據自己的想法加入祈禱詞，用他所的力量去祈禱和感謝，會眾説：阿們。因此，那些認為前兩三世紀沒有做的事情一定是錯誤的人，在邏輯上應該把禮儀崇拜列入他們譴責的事情之中。但，20世紀明智的人不再這樣爭論。 如果我們引用英國最偉大的捍衞者約翰·米爾頓的話，也許我們能最清楚地認識到對常規即興崇拜的反對意見。啊！如果他站在另一邊，他可能會在復辟時期為《公禱書》添加多麼無以倫比的收藏品啊。現在，米爾頓反對禮儀，因為他認為這是對牧師的當代權力的侮辱。他寫道：“天賦異稟的人可以隨心所欲地提出許多祈禱的形式和幫助；但把它們強加給合法召集並經過充分考驗的牧師……是一種傲慢的暴政，是把上帝之靈據為己有。” 對此，羅利教授乾脆地評論道。“我們知道，彌爾頓並沒有習慣性地在參考長老會的公共禮拜，否則他可能會找到理由來修改這種譴責。” 彌爾頓的錯誤，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錯誤。他以為每個牧師都會成為彌爾頓。他沒有意識到普通的天賦會是多麼致命的東西，當一個普通人被迫不斷地做一件他沒有天賦的事情時，會使自己變得多麼致命。他沒有預見到不真實和陳詞濫調的隱蔽危險。當然，如果彌爾頓復活，我們都應該蜂擁而至，聽他即興祈禱；但有許多啞巴、不光彩的牧師，我們寧願不聽。 把禱告和佈道都交給主禮牧師，確實是一種聖職主義的形式，教會在許多世紀前就最明智地拒絕了這種形式。我們知道，如果能聽到一個有靈感的聖人，以快速的散文創作為天才，隨心所欲地編造祈禱詞，那將是多麼的快樂和幫助；在指定的儀式之外，確實存在即興創作的機會。但教會必須為普通人提供服務，必須防止那種將會眾置於一個人的特質和缺點之下的教士專制主義形式。因為即席演講本應是自由的保障，但卻很容易淪為一種暴政。 讓我們承認，總是有非常熟悉的祈禱詞是有一定損失的；如果在即席祈禱中存在形式主義，那麼在使用祈禱書中往往存在更糟糕的形式主義。事實上，説最沒有形式主義危險的禮拜是有許多外在形式的禮拜，這並不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歷史和對基督教世界的廣泛瞭解告訴我們，良好的儀式是防止法利賽主義的一個重要保障。原因是行動、音樂、顏色、形式、視覺、氣味和聲音對個人崇拜者的吸引力更自由、更微妙，緩解了僵硬的措辭的壓力，並允許精神以多種方式上升到上帝，不受人類工作聲音的阻礙。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俄羅斯人民奇妙的奉獻強度：我們在西方沒有任何流行的宗教感情可以與這一億基督徒的福音精神相提並論，但在他們的種族首次皈依後的一千年裏，他們除了使用非常古老的祈禱形式外，什麼都沒有。 因此，雖然我們必須確保全面性的財富，為自發的祈禱和那些為貴格會帶來如此美妙力量的安靜聚會留有一席之地，但我們可以相信，禮儀性的崇拜是所有崇拜中最好的。使用印刷品會有一些損失；但也有更大的收穫。我們在其中擁有基督教會積累的智慧和美感，以及聖徒們收穫的卓越成果。我們通過它們擺脱了時間和地點的意外。最重要的是，我們被保護起來，免受自私自利的最嚴重的危險：在共同的祈禱中，我們一起加入一個像世界一樣寬廣的大團契；我們被引導，不是由我們自己的牧師的有限觀念，也不是由我們自己的慾望的狹隘衝動，而是由從基督教世界的總體心臟升起的強大聲音。 我們的主經常把他所生活的教會的古老形式掛在嘴邊，在他最痛苦的時刻，從他口中聽到的是一個禮儀的句子，一個熟悉的禮拜的片段–“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麼離棄我？” 我們有更豐富的遺產，因為這是由他的靈降下的遺產；從我們的寶庫中，有新的和舊的東西。現在我們喜歡舊的；但我們不會忘記新的。我們要努力避免在我們中間仍然很常見的危險，即只能夠按照書本上的內容禱告；要記住，臨時性的禱告有其位置和真正的用途，而完全超越文字的默禱則有更大的用途。這些事情將使我們對那些古老的固定形式保持新鮮和甜蜜，我們可以很好地加入其中，因為我們事先知道它們是什麼，而且出於同樣的原因，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共同的祈禱中走到一起。 返回“人人應知的公禱書歷史”

既然我們已經指出了聖經與公禱書一樣都是安立甘教會的禮拜用書，並解釋了為什麼固定禮拜形式是件好事，那麼我們就可以從整體上來看公禱書了。什麼是公禱書？ 我們自然要從扉頁和序言中尋找答案。扉頁內容充實，描述詳盡；一開始就消除了一個常見的錯誤。它沒有提到三十九條，因為它並不是公禱書的一部分。就像贊美詩集通常與其捆綁在一起一樣。好像出版社強迫我們在購買公禱書時就必須購買信綱，這是一個錯誤；它給教會人士造成了一個印象，即這些條款對他們具有約束力，但事實並非如此——如果他們願意的話，教友們完全有自由不同意這些條款。它們在許多方面都是令人欽佩的，全面而温和，儘管是在一個充滿激烈爭論的時代寫成的；但在三個半世紀的發現和經驗之後，假設它們不能做任何的修正，那就太荒謬了。但實際上沒有做任何事情來修正它們。神職人員（只有他們）必須同意這些條款，這確實是部分滿足了現代思想的需要；但這對普通安立甘信徒毫無幫助，而且他們沒有博學的學問進行解釋，而只有博學的解釋才能避免嚴重的誤解；而在其他國家，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公禱書中的三十九條繼續造成嚴重危害，使其他教會對安立甘宗的神學產生錯誤的認識。 1892年美國公禱書扉頁 因此，扉頁首先提醒我們，某些耳熟能詳的東西只是公禱書的附錄——國家禮儀（the State Services）、信綱（the Articles）、親緣關係表（the Table of Kindred and Affinity），更不用説1603年的教規（the Canons of 1603）和韻律詩篇（Metrical Psalms）了，它們過去一直與公禱書捆綁在一起，直到我們的現代讚美詩集將其淘汰。公禱書的結尾是主教祝聖禮文，除了登基儀式和任何其他可能在未來有適當權力“印刷、出版並附在安立甘宗公禱書和禮儀書”的儀式之外，不應添加任何其他內容。 從公禱書的扉頁，我們發現它將公禱書分為五個部分，我們可以確切的稱呼其為五本書： 公禱書 各種聖事之施行 按照安立甘宗慣例的教會其他禮儀與儀式（教會慶典） 大衞的詩，或詩篇，因為它是在教堂裏被頌唱或誦唸（全本詩篇） 派立主教、會長、會吏（Bishops, Priests, and Deacons）的規則和禮儀 真是令人欽佩的描述！如果人們知道公禱書的扉頁，將會消除多少無知啊！例如，人們普遍認為“司祭（Priests）”是羅馬天主教的一個聖職品級，而歐洲大陸仍然普遍認為安立甘宗在宗教改革中放棄了司祭的職分，對大公教會的聖秩漠不關心；人們還普遍認為“聖事”是強加給英國新教的一種“高派教會（high-church）”思想；還有人認為我們應該使用日內瓦習例（Genevan Use）或羅馬習例（Roman Use），而不是扉頁所規定的英語習例（English Use）。當然，如果人們仔細閲讀扉頁上的這些文字，許多普遍存在的錯誤就不會出現。 那麼，公禱書是由五卷，二十八個部分組組成。如果按着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內容，則是如下： 第一卷 公禱書：是含有詩班頌唱的禮儀，包含了（10）早禱和（11）晚禱，因此被稱呼為頌唱禮儀。以前每日有八次這樣的禮儀，被稱呼為“日課祈禱”。第一卷還包含了（13）總禱文，這是早禱之後的代禱禮儀，為聖餐禮儀做準備。 第二卷 各種聖事之施行：（16）聖餐禮，（17、18）聖洗禮。在這些聖事之中——外在的記號帶來內在的恩典：在祭台上，基督徒以他們的主人之身體為食；在聖洗池邊上，非基督徒被接納進入大公教會之中。還有其他一些外在的記號，例如堅信禮、婚姻禮和聖秩禮（聖職的授予）；但，在公禱書問世的時候，人們對聖事的數目有很大的爭議，因此，安立甘宗只強調兩個福音聖事，就是聖餐和洗禮；而把“堅信、告解、傅油、聖秩、婚姻”這五個聖事歸為一類。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明智解決不愉快爭端的方法；它可以自由的將次等聖事歸於這一類，或者將其中的一些或全部歸入教會的其他禮儀之中。 在這兩卷之間，除了總禱文之外，還有（12）早禱文的時候所用的信仰告白，一般通稱為聖亞他那修信經；（14）隨時禱文。這些祈禱和感恩也用於日課，也在總禱之中使用，因此，印刷在此處是非常方便的。（15）全年祝文書信福音。如目錄所示，不過，祝文也在早晚禱之中使用。 第3冊：教會之各種禮儀和慶典。我們會注意到，福音聖禮和“其他”禮儀都被描述為“教會的”禮儀，也就是説，不只是安立甘宗的禮儀，而是整個教會的禮儀；儘管它們的習例（即唸的方式）和儀式（即做的方式）都是按着英國的習例。此外，扉頁上並沒有寫“所有其他儀式”；有些禮儀並不在《公禱書》中，如加冕禮或教堂祝聖儀式，這些禮儀是在主教批准下使用的。 這些儀式包括“通常所説的五件聖事”中的某些聖事，即（20）堅信，其前綴是（19）教會授道文（The Catechism），其是堅振之準備，只是在最後一次修訂時才從堅信禮中分離出來；（21）婚姻；以及（22）慰問病人和施聖餐與病人文。那些像我們今天東方教會的弟兄們一樣尋找七件聖事的人，會在第XX頁討論其中兩件較小的聖事是如何歸入卷之下的，而第七件聖事則在第5冊。 接下來是其他儀式：（23）殯葬禮文；（24）婦人生產後感謝文；（25）大齋首日懺悔文。 第4冊：詩篇，完整《詩篇》（26 ）構成了早禱和晚禱最重要的部分；《詩篇》的安排是 “每月通讀一次”，將其劃分到 30 天的早禱和晚禱中。 在最後一次修訂（1661 年）時，增加了兩個禮儀——成人洗禮儀式（18，the Order of Baptism for those of Riper Years）和海上祈禱禮文（27，Forms of Prayer to be used at Sea）。後者插在詩篇之後：毫無疑問，當時人們認為這些海上禮拜儀式主要不能歸入“其他儀式”，如果印在早禱和晚禱之後就太顯眼了。儘管如此，它們現在的位置還是很奇怪，因為它們不能歸入第4冊或第5冊。如果將它們印在最後的附錄中，也許會更好。 第 5 冊：派立聖職禮文（28）包括三個禮文，最初作為單獨的一本書印刷，在第一本《公禱書》發行後出版。這些禮儀仍有一頁（或半頁）扉頁，其中莊重而明確地描述為“依附英格蘭教會的教規，主教、會長和會吏的任命、授職和祝聖的禮儀與典禮”。 上圖：一位英國主教（諾里奇主教謝普申克斯博士身着圓氅衣（cope），在英王愛德華七世和英王喬治五世加冕禮上）。 我們一直在研究英格蘭教會使用的《公禱書》的扉頁和內容：但與英格蘭教會共融的還有其他十一個教會（不包括傳教教區，共有三十到四十個），其中四個教會有自己的《公禱書》。安立甘宗的這十二個教會如下： 英國聖公會。 愛爾蘭聖公會 蘇格蘭聖公會 美國聖公會 加拿大聖公會 澳大利亞聖公會 印度聖公會 南非聖公會 新西蘭聖公會 西印度聖公會 日本聖公會 中華聖公會 這十二個教會就像希臘、俄羅斯和其他東正教會一樣，共同組成一個教會；但與東正教會組織一樣，它們實行自治，每個教會都有制定自己的《公禱書》的固有權力。目前，這些教會中的後八個教會使用英國聖公會的《公禱書》；但前四個教會都有自己的禮儀書。愛爾蘭教會的《公禱書》（1877 年）與我們的《公禱書》略有不同：但蘇格蘭聖公會有一本非常精美的聖餐禮稱呼為蘇格蘭禮（1637 年），與我們的《公禱書》相比，它更像第一本《公禱書》。美國聖公會有自己的《公禱書》（1789 年），聖餐禮儀部分改編自蘇格蘭禮儀，但有許多不太重要的變化：美國《公禱書》的最後一次修訂是在 1892 年。最近，蘇格蘭聖公會於1912 年發行了一本新的《公禱書》，其中包括英國聖公會的《公禱書》和蘇格蘭禮儀、許多出色的新增祝文、書信和福音，以及其他“增補和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