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本書第三部分單獨討論教會禮拜儀式時，追溯其早期的歷史將是最方便的；因此，在本章以及緊接着的章節中，我們將僅限於討論作為整體的“禱文書”本身的歷史。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原始教會的禮拜儀式沒有固定的性質，大部分是臨時性的。當文字固定下來後，禮拜儀式逐漸被寫成單獨的手稿。據我們所知，最早的禮儀書都沒有流傳下來；因為，我們必須始終牢記，戴克裏先（Diocletian）皇帝對基督徒的最後一次大迫害（303 年）之中，包括有計劃地銷燬基督教文獻；但1894年在阿託斯山發現了埃及特米斯（Thmuis）主教塞拉皮翁（Serapion）的一本早期書籍（第188頁），大約是350 年的作品，學者們很有可能會發現更早的作品。小的禮儀書或有關禮儀的筆記可能寫於公元md世紀（原文in the md century，意思不明，可能説的是二世紀？），甚至使徒時代；因為在最早的儀式中很可能有一些固定的公式，而且在聖革利免書信（約公元 96 年）和2世紀的《十二使徒遺訓》之中也有類似的句子。使徒行傳8章37節，“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這是洗禮的認信。它只出現在部分文本中，也可能屬於2世紀。許多學者認為聖保羅的一些經文實際上是禮儀用語，例如，“所以主説：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以弗所書5:14）”；“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或作在靈性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裡（提摩太前書3:16）。”後者看起來很像是引用了後來被稱為感恩經或大祝謝文的內容，可能是聖保羅自己在祝聖時，所用詞彙的一部分，就像哥林多後書第13章14節中的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一樣。14中的“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也可能是他習慣使用的一種祝福方式。
當然，在《啓示錄》中散落着基督教讚美詩的片段，在《新約聖經》的其他部分中也有。讀者可以自己去找找：啓示錄4:8-11，5:9、10、12、13，7:12，11:17，12:10-12，15:3-4，19:1、6-7；提莫提後書2:11-13；除了以弗所書4:4，也許還有第1 章3-14 節，以及使徒行傳4:24-30的禱告。此外還有聖路加在其福音書前兩章中為我們提供的偉大頌歌：尊主頌、撒迦利亞頌、榮歸主頌、西面頌。
事实上，我们在《新约》中发现了基督教崇拜的许多要素：
- 赞美，如哥林多前書14:26，以及这些頌歌和聖詩。
- 祈禱，如哥林多前書14:14-16，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地方。
- 經課，如帖撒羅尼迦前書5:27 和歌羅西書4:16 中之中誦念書信，毫無疑問，當然有關於基督的“回憶錄”以及舊約的誦讀。
- 講道，例如使徒行傳20:7，提摩太前書4:13。
- 先知預言/講道：可能類似打破貴格會的“寧靜等候聖靈指引”的崇拜模式，例如哥林多前書14:1、29，帖撒羅尼啊前書5:20和哥林多前書11:4。從這裡經文，我們可以了解到婦女參與了先知講道，因此保羅斥責了婦女講道。這段經文非常有意思，因為保羅命令：“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哥林多前書14:34）。”這並不是意味著她們要在教會之中保持安靜，也不是說她們不能參加禮拜，而是指的是婦女們養成了在禮拜的時候喋喋不休的習慣：從上下文來看，男人們說方言似“胡言亂語”，或者同時說預言，從而打斷了禮拜，然後婦女們又互相詢問這是什麼意思，從而增加了混亂——會有這樣的情況是不足為奇的。
- 方言：哥林多前書14:23-39，我們可以看到，方言已經變得是像是咿呀學語了。聖保羅認為方言不如先知講道。
- 施捨：哥林多前書16:1，哥林多後書9:1-15。
- 愛宴：保羅稱呼為主的晚餐，哥林多前書11:20-22。
- 傅油：雅各書5:14。
- 驅魔：使徒行傳16:18。
- 醫治的工作。
所有這些內容都是對核心禮儀的補充，或者是包含在核心禮儀之中：（1）洗禮，（2）按手禮（洗禮之後），（3）擘饼，（4）祝聖為主的執事，以及（5）在家中，或最初在聖殿的日常祈禱，和在猶太會堂的勸勉聚會。
在使徒時代之後，我們從小普林尼的書信（約112年）、殉道者聖游斯丁（約148年）、特土良（約200年）以及其他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中都有關聖餐禮的描述；但是，到了希坡律陀的教規（可能不晚於250年）之中才給出了明確的指示和程序；我們所擁有最早的聖餐禮儀書是我們已經提及過的塞拉皮翁的禮儀書。這部珍貴的文獻是一本“聖禮手冊”——也就是說，它包含了聖餐禮和其他禮儀。
尽管我们是从其他著作中得知确实存在过这样的书籍，但我们还得再过一个多世纪才能找到像塞拉皮翁那样完整的现存书籍。从7世纪开始，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追溯禮儀書的历史。這些禮儀書由三部分组成，即時辰日課禮儀、聖餐禮和其他聖禮，后者包括在婚配、聖秩和忏悔者悔罪復合等场合使用的禮儀。
然而，繕寫員考慮的並不是禮儀的分類，而是必須使用這禮儀書的人。在那個時代，製作禮儀書的唯一方法是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編輯和抄寫。因此，繕寫員自然不會在書中加入任何對聖職人員而言沒有必要的內容。因此，主教或會長有他的聖禮手冊，其中包括聖餐儀式的主祭部分，但也可能包含他在其他儀式中的部分，如洗禮、婚配或按立。我們的祈禱書中的大部分禱文都來自三部舊羅馬聖禮手冊——《利奧尼聖禮手冊》（6 世紀）、《格拉西亞聖禮手冊》（8 世紀初）和《格里高利聖禮手冊》（約8世紀）。會吏也有他自己的福音書，用於誦讀他的職責部分，副執事（subdeacon）有他的書信集，詠經士有音樂唱詩集（musical Choir-books）和詩篇供他們使用。我們在埃爾弗裏克大主教的《教規》（Archbishop Ælfric’s Canons，約1006 年）中看到了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末期英格蘭所需的手抄本清單，在温切爾西大主教的《教規》（約 1300 年）中看到了諾曼時期所需的手抄本清單：這些手抄本可排列如下：
| 時辰日課禮 | 聖餐禮 | 其他 |
|---|---|---|
| 詩篇 誦讀 殉道錄/聖徒傳記 吟唱本/對經集 |
盎格魯-撒克遜清單 福音書 書信 諾曼清單 彌撒經 進階詠集 詠唱集（Troper） |
Handbook 教會年曆 Ordinal Missal |
殉道錄，Passional：即聖徒殉道受難的故事。聖徒傳記，Legend：包含經文、聖徒生平、佈道——作為經課誦讀。進階詠是在書信和福音之間的聖詠，在彌撒的進堂以及其他地方有類似的聖詠。對經集則是包含了彌撒之中音樂的部分。詠唱集（Troper），則是各種詠唱的內容，在這些補充下，音樂部分變得非常的龐大。但是，在12世紀之後，除了福音前的詠唱（即書信與福音之間的進階詠、哈利路亞）之外，其他部分逐漸減少。Handbook，即包含了其他禮儀，這些可能是偶爾舉行的禮儀。這裏並未提及主教的手冊。Ordinal，意思是禮儀之目錄。
從13世紀到宗教改革時期，英格蘭大部分地區（不包括赫裏福德（Hereford）郡，因為赫裏福德有自己的習例，北部部分地區則沿用約克習例）以及整個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士的部分地區都沿用索爾茲伯裏大教堂的習例（即現在稱呼為莎琳彌撒禮的發源地）。屬於這種廣泛流傳的習例之禮儀書的完整清單如下：
| 時辰日課禮 | 聖餐禮 | 其他 |
|---|---|---|
| 詩篇 聖徒傳記 對經集 聖詩 祝文 |
聖禮手冊（會長部分） 福音 書信 進階詠 詠唱集（Troper） |
主教儀典書 會長手冊 遊行禮 |
隨着中世紀的發展，聖餐禮儀變得過於繁瑣和腐朽。它們可能更適合修道院而非堂區使用，更適合聖品人員，而不是平信徒使用，甚至對聖品人來説也變得非常繁瑣。雖然在宗教改革之前，平信徒不僅要參加主日的彌撒，還要參加早禱和晚禱，但這些儀式，尤其是經課繁多、結構複雜的晚禱，隨着時間的推移，對人們來説肯定不再有啓發意義，他們只能滿足於自己的祈禱。不僅唱詩班的詠唱變得冗長，而且對聖人的敬禮，以及特殊儀式的傳播也導致了彌撒的大量增加，而這些彌撒不可能都具有教會傳統的儀式尊嚴。已經出現了所謂的： 低彌撒和私人彌撒——即由一名神父主持的彌撒，只有一名輔祭人員甚至一名男孩協助他，沒有領聖體者。這些彌撒不僅是小教堂的慣例，因為在小教堂裏幾乎不可能做其他的彌撒，而且它們在各處大量出現，尤其是在城鎮的大教堂裏，教堂裏到處都是側祭壇和小禮拜堂，人們在那裏做各種彌撒，這些彌撒的獻儀誘惑着聖品人儘可能多地做彌撒。
由於小型教堂聖品人數稀少，而大型教堂的禮儀服務又越來越多，因此將禮儀的不同部分合並在一本書中要比將它們分開更方便。因此，在中世紀後期，每套儀式一般都被編成一本書，如
| 時辰日課禮 | 聖餐禮 | 其他 |
|---|---|---|
| 日課經 | 彌撒經 | 主教儀典書 會長手冊 遊行禮 |
15世紀中葉開始，印刷術的發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當初需要多本獨立書本的原因。隨即就出現印刷版的日課經、彌撒經、進階詠、對經集、主教儀典書、會長手冊和遊行禮手冊。
現在，英國宗教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部分地恢復了古老的合作式崇拜方法——或者我們所説的會眾式崇拜方法，儘管它實際上不止於此。合作式崇拜方法不僅讓會眾在崇拜中發揮作用，而且也讓福音宣讀者、書信宣讀者、傳道人、領唱員或書記員、唱詩班以及會長各盡其職：它使禮儀成為一種偉大聯合的崇拜行為，並使其擺脱了聖職主義——宗教系統之中“獨自一人”制度的弊端。
直到宗教改革家們開始用以人們母語的方式提供古老的拉丁禮儀，這種恢復才成為可能。印刷術的發明為他們的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它不僅通過傳播知識激發了人們對歸正的渴望，還使那些能夠讀懂英語的人最終能夠在自己的書籍中學習禮儀。
印刷幫助了宗教改革者們，但是，他們在英格蘭工作的實現，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現在有了一種人人都會説的語言。以前使用拉丁文並非僅僅是非理性的保守主義——雖然，在禮文和聖詩方面，人們總是非理性的保守。使用拉丁文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拉丁語是西歐受過教育之人的通用語言，因此，在過去沒有其他的文學語言時代，使用拉丁文是非常方便的。例如，在英國，被諾曼征服之後的幾個世紀裡，法語一直是貴族和法庭所使用的語言（現在英文之中仍舊能找到一些法語的痕跡）；普通人説著“各種”英語方言，這些不同的方言幾乎像不同的語言，因此，一個倫敦人若用本地的語言所寫的書，對於約克郡的人來説是幾乎無法理解的。因此，學術之上使用拉丁文，也就不足為奇了，丟他們來説，拉丁語就是一種世界通用語言。然而，到了14世紀，我們的語言變得更加穩固，威利剋夫（1384年）和喬叟（1400年）得以創作出現代英國文學圖書館之中第一批書籍，前者尤其以翻譯聖經而著名——儘管，有些一些學者認為聖經的翻譯根本不是他的作品。
因此，在16世紀開始，不僅可以印刷禮拜禮文，還可以用全英國人都能聽懂的英語印刷。在該世紀中葉之前，《聖經》就已經用英文印刷，從而變得通俗易懂；而就在中葉之前的1549年，第一本英文《公禱書》印刷完成。人們在做禮拜時不再需要從《聖經》中摘錄簡短的內容；因為整本《聖經》——現在是一本比較便宜的書——可以與《公禱書》同時使用；這兩本書可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以前，平信徒只能用自己的簡易小書來做禮拜，而即使是簡易小書也是昂貴的奢侈品；但現在，每個人都可以逐字逐句地做禮拜，而那些認識字的人也可以用自己的書來讀。因此，我們所描述的那些書本進一步濃縮為兩本，即《聖經》和《公禱書》。
現在，如果讀者翻開英文《公禱書》中名為“關於教會禮拜（Concerning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序言，就會發現禮儀改革的理由以令人欽佩的措辭被闡述出來，儘管這篇序言確實是關於“禮拜”，即神聖禮儀的。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有六條：
- 在每年的禮儀之中，我們都會非常強調通讀整本聖經的必要性。我們將在後面會再次提及這點。
- 必須摒棄弊端。“不確定的故事和傳説”以及“徒勞的重復”擠掉了“古代教父們虔誠而得體的讀經順序”，以至於一卷讀完三四個章節後，剩下的都沒有讀。
- 在教會之中所使用的語言必須是“他們可以聽得 懂的，聽了也有益處”，正如聖保羅所敦促的那樣。
- 詩篇必須像古代教父所講的那樣正確地誦讀，而不是“每天就讀相同的幾篇，其餘的則完全省略”。
- 必須修改禮規的數量和強度。禮規是禮儀書之中記載了在所有可能的禮儀，以及組合禮儀的組合方式，和在禮儀之中應該唸的內容，如果在開始工作之前不對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進行大量研究，他就很難不出錯：事實上，正如《序言》中所説，“很多時候，找出應該念什麼，比找出後再念更重要”。
- 以前的使用不同的習例。《序言》提到了索爾茲伯裏、赫裏福德、班戈、約克和林肯的習例，並宣佈“從今以後，整個王國將只有一個禮規”。我們可以提到，班戈和林肯的習例與埃克塞特的習例是一樣的，只不過是莎琳習例的變體。倫敦在1414年之前也有自己的習例，當時聖保羅教堂的座堂牧正（Dean）和座堂全體成員採用了莎琳習例，但，同時保留了他們自己的特色禮儀。
至此，時機已經成熟。人們手中有了《聖經》英文譯本；許多人對舊的禮儀感到不滿，一是因為它們變得複雜繁瑣，二是因為它們包含了一些現在被認為是迷信和不真實的內容。亨利八世在位時（1533年），主教會議宣佈英格蘭教會享有自由，任何外國主教（如教皇）都不能對其行使管轄之權力；因此英格蘭教會被置於與東正教會同等的自治地位。在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1549年），第一本英文《公禱書》正式出版。
宗教改革來了，我們現在的禮儀書之中，它的成果如下：
| 時辰日課禮 | 聖餐禮 | 其他 |
|---|---|---|
| 詩篇 聖人傳記 對經集 聖詩祝文 |
中世紀書 聖禮書 福音書 書信 進階頌 詠唱集（Troper） |
主教儀典書 會長手冊 遊行禮 教會年曆 |
| 日課經 | 彌撒經 | 主教儀典書 會長手冊 |
宗教改革英文禮儀書
| 時辰日課禮 | 聖餐禮 | 其他 |
|---|---|---|
| 日課 | 聖餐 | 其他禮儀 |
| 早禱、晚禱、亞塔納修信經、隨時禱文與隨時謝文、詩篇、聖經 | 祝文書信福音、聖餐規程/彌撒規程 | 聖洗禮、教理問答、堅信禮、婚禮慰病人與施聖餐與病人、殯葬禮、婦女生產後感謝禮、苛責文、海上禱文、其他 |
這就是我們帶著聖經和祈禱書去教堂的禮儀性解釋。但讀者馬上就會想到，在主日，我們也會帶一本聖詩集；事實上，從16世紀開始，聖詩集就與祈禱書結合在一起了。現代贊美詩集在我們更受歡迎的禮拜中確實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它所包含的贊美詩比古老的拉丁聖詩集要多得多。此外，還有一些附加儀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冕禮（additional services）》和《祝教堂成聖禮》（前者取自舊的《宗座儀式（ the old Pontifical）》）；而《登基儀式》則根據授權與祈禱書一起印刷。查理二世統治時期增加了另外三項國家儀式，維多利亞統治時期則取消了這兩項儀式；17 世紀和安妮王后統治時期，祈禱書中有時還印有“為治癒”（用於國王為病人按手時所用的祈禱）。
在我們討論古老的拉丁文禮拜如何被改編成《公禱書》的同時，為了東方教會和羅馬教會的弟兄們的利益，也許值得説明一下，古老的非固定禮拜中之中，即所謂的小聖事–懺悔和抹油，在安立甘宗中仍然佔有一席之地，儘管它們並沒有出現在上文給出的二十七個內容中。
慰問病人禮之中有關於告解和宣赦的明確指示；因此，這項禮儀包括了小聖事中的第二項；告解和宣赦也不只限於病人，因為在聖餐禮的第一段訓詞中向全體宣告了這兩項聖事；而一般和公開的告解和宣赦則在聖餐禮和每一次禮儀中使用。那些遵循中世紀七件聖事計算方法的人，也會把聖事包括在七件聖事之中。現在，第一本《公禱書》中含有為病人膏抹的儀式，但在第二本《公禱書》及其後的所有修訂本中都被省略了，原因是在實踐中，膏抹已成為一種臨終服務，而不是一種常態聖事。最後一次蘭貝斯會議（1908 年）決定不推薦“為病人膏抹”，但允許使用它，並表示希望另一項幫助病人的行為——按手——使徒的作法，可以與恢復健康的祈禱一起使用。那些傾向於強調抹油的重要性的人應該記住，在新約中，以及在其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按手禮至少與抹油一樣被用於幫助病人。因此，它被正確地視為醫治聖事的另一種形式；正如我們通過按手舉行堅振，而在東方教會和大多數西方國家，堅振是通過抹油而舉行的一樣。
在安立甘宗之中，大量附加儀式的變化，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們忽視它，就會對安立甘宗形成錯誤的評價。僅贊聖詩集對崇拜和宗教的影響就非常巨大；《古今聖詩》（Hymns Ancient and Modern）、《聖詩伴侶》（the Hymnal Companion）、《教會聖詩》（Church Hymns）以及後來的《英文聖詩》（English Hymnal），都已證明是讓每一代人都能豐富我們的崇拜的寶貴方式；它們仍然讓我們與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和情感保持著聯繫，此外，它們還能讓其他宗派的基督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為我們的崇拜做出貢獻，這是令人高興的結果。與聖詩密切相關的是現代的讚美詩，在座堂和學院禮堂之中，這些讚美詩被收錄在詩歌集中，從而為每天的聖禮增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聖詩和讚美詩的結合使各種形式的神聖聲樂都能為教會服務。它們也不是未經授權而添加的：自16世紀以來，這些為安立甘宗提供瞭如此珍貴的自由元素的聖詩集和讚美詩集的存在就得到了權威機構的認可，後者在重復了兩次的標語中被提及，“在唱詩班席的合唱團詠唱時，此處可唱讚美詩”。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講壇上古老的祝禱詞，它也具有適應不同需要的寶貴品質，《公禱書》中沒有提到它，但1603年《規例》1第55條命令在所有佈道之前使用它，而且從盎格魯·撒克遜時代起，它就一直是主日聖餐禮的一部分。
當今還有其他一些額外的禮拜形式，在不同的教區得到了大量的授權。有時有人認為這些額外的形式是非法的創新，這種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它們屬於主教的禮儀法，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教會所必需的。在宗教改革之前，每個教區都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禱文；當英國教會在伊麗莎白統治時期安定下來後，在1560年至1600年間，除了1560年拉丁文《公禱書》中的拉丁文“紀念恩人”禮儀2（至今仍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其他地方使用）和“殯葬禮文”、“書信”和“福音”外，還發行了不少於44種公共祈禱、齋戒和感恩的禮文，適用於各種場合–瘟疫、戰爭、政治危機等。帕克協會在《伊麗莎白女王禮儀服務》中重印了這些內容。該協會在1559年至1578年間印刷了一卷由權威機構提出的《私人祈禱文》，其中的私人祈禱文包括時辰日課，其中包含晨曦祈禱（凌晨三點）、一時禱（六點）、三時禱（九點）、六時禱（十二點）和九時禱（下午三點）的禮儀，並附有日課聖詩和讚美詩，以及《逝者哀歌》（Dirge for the departed），並附有為他們的禱文。
這裏提及一些比較有意思的，1600年之後的一些隨時禱文和隨時謝文，其副本保存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之中：
1626年（三十年戰爭）；1665年（戰勝荷蘭）；1666年（倫敦大火之後），直到1860年才完全停用；1784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1789年（喬治三世恢復健康）；1789年（尼羅河戰役）；1815年（滑鐵盧戰役）；1847年（愛爾蘭大饑荒）；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的幾個隨時謝文）；1859年（印度兵變結束）；1866年（霍亂流行期間）；1887年和1897年（維多利亞女王的兩次大壽）。
讀者應該還記得最近的隨時禱文，如紀念維多利亞女王和愛德華七世國王之禱文，是由大主教起草後由樞密院發佈的。在布爾戰爭期間，大主教們和其他主教也發佈了隨時禱文，並在戰爭結束時發佈了隨時謝文。在過去的兩次大選中，兩位主教都發布了禱文；在 1912年工業動亂時，他們發佈了祈禱文，並附有特別的詩篇和經課。值得注意的是，從1600年到1897年的禱文大多是在事件發生後的隨時謝文；但在本世紀，代禱的成分已大大恢復。
另外，還有許多地方性禮儀，例如聖喬治日在温莎舉行的禮儀，遊行隊伍浩浩蕩蕩。由於《公禱書》中只收錄了四種主教專用的禮儀，因此主教們也不得不製作自己的主教書。因此，我們就有了女執事的祝聖禮儀、接納禮儀（the admission of readers）、修女的入會禮儀以及許多奉獻禮儀和祝福禮儀，包括教堂、小聖堂和墓地的祝聖禮儀。安德魯斯主教（Bishop Andrewes）在1620年起草了一份教堂祝聖禮儀，在1712年和1715年會議正式通過。美國《公禱書》和愛爾蘭《公禱書》（1878 年）中也有類似的形式；約翰·華茲華斯主教（Bishop John Wordsworth）（1898 年）等人也有類似的禮文。
事實上，安立甘宗在禮儀方面並不匱乏，反而因為儀式過多而苦不堪言。弗雷爾博士（Dr. Frere）、會吏長泰勒（Archdeacon Taylor）和本文作者對當今常用的聖餐禮儀進行了挑選，並在一本名為《英國禮儀》（The English Liturgy）的祭壇書中出版，其中半數新增的祝文、書信和福音已經獲得授權。蘇格蘭教會當局最近出版了一本很有價值的《公禱書》附錄（The Scottish Liturgy, together with Permissible Additions to and Deviations from the Service Books of the Scottish Church，劍橋大學出版社，1912 年），現在已將它們收錄在一本完整的蘇格蘭《公禱書》中。
這樣，每一代人的需求都被納入了我們共同代禱和奉獻的範圍。我們並不侷限於《公禱書》的角落；在基督教時代結出如此豐碩果實的這棵古樹也沒有枯死。事實上，我們自己的禮儀之樹的枝條目前正充滿生機，而目前正處於早期階段的祈禱書修訂工作遲早會在第六本英文《公禱書》中結出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