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教会的历史（15）
Ⅵ、此后的教会历史（3）
B、从教会大分裂到宗教改革
可以论证的是，新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中世纪晚期的一个前提，即理性事实上无法深入到神的事物中去。中世纪晚期的人们求助于教会权威来填补真空并揭示上帝的意志。而新教则转寻别处，伟大的改革者们转而只求助于《圣经》，也就是「唯独圣经」（Scripture alone）。更激进的改革者们转去寻求地方教会的一己之见（the sense of the local Church）。或者，最激进的那些人，转而寻求「内在之光/灵光」（inner Light），即基督徒个人的良知或思想。这种新教的激进化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唯独圣经」本就模稜两可，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圣经必须由圣经之外的某个人或某件事物来加以解释——由理性、由地方教会、由某个信徒、由传统来解释。最激进的新教形式与当代世俗社会中盛行的道德自治主义（moral autonomism）和相对主义（relativism）也相去不远。在许多方面，安立甘宗（Anglicanism）以其对理性的高度重视，比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罗马天主教或任何形式的新教都能更好地防范这样的趋势。无论如何，随着公元十四世纪在智识上的衰落，新教改革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
在中世纪，大多数人的生活主要是由比现代世界更狭隘、更地方化、但也更广泛、更普遍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当地的乡绅或贵族，教区教堂，村庄及其农业和手工业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焦点。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也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普世基督国度的一份子。「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理念，它锚定了人们的生活。然而，在中世纪末期，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开始成形。随着人们对这些过渡体的感情与日俱增，也出现了使地方和普世教会和普世基督国度之间的联系变得松散的潜在因素。这一因素在宗教改革的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理解的是，一个像亨利八世（Henry VIII）这样野心勃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王侯，可能会将与罗马的密切关系视为其国家构建道路上的障碍。
最后，人们应该记住的是，中世纪晚期的教会确实存在着问题和弊端，这些问题和弊端助长了宗教改革情绪。在这些可以计数的问题和弊端中有：各种为人熟知的异端运动（例如：阿尔比派（Albigensians）、瓦勒度派（Waldensians）、罗拉德派（Lollards）等）的持久性或週期性出现；乡村神职人员常有的懵懂无知以及高级神职人员常有的腐败和世俗化；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严重神学曲解(如加布里埃尔·比力（Gabriel Biel）的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教宗权力的过度集中（同时教宗权力也由于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教会大分裂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和损害）；平信徒中普遍存在的迷信和无知，加上教会成员在精神和圣礼生活中圣餐礼的减少和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中任何单独的一个都不是致命的，也不会使宗教改革成为必然。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致力于纠正其中的许多错误。但是，在这些问题和弊端连同那些已经提到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如火如荼又无法控制的宗教改革的祸根就埋下了。